现代忏悔的发生学:忏悔者与生活世界(上)

本文尝试通过讨论现代意义上的忏悔者,推进对于生活世界范畴的理解。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首先清理了保罗·利科以现象学入精神分析的努力,试图在社会思想史中确立一种讨论忏悔的起点和框架。利科讨论了胡塞尔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之间的亲和力,不过却并未将议题落实在社会理论的层面上。进而,本文通过对福柯关于忏悔的发生学研究的检讨,将对忏悔的理解集中在经典精神分析的理论传统之中。通过对于弗洛伊德谈话分析中自由联想法的理论背景分析,本文将谈话疗法与还原工作比观并照,互相证成,最后试图对于弗洛伊德式忏悔做一个现象学社会学式的理解。     

论拉康的无意识理论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中 ,拉康坚持要“回到弗洛伊德去”。这就是说 ,要回到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重视上去。借助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成果 ,拉康创造性地解读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理论的文本 ,同时也提出了一套极富哲学色彩的无意识理论。与传统理论———不是探讨确定性 ,就是探讨可能性———不同 ,无意识理论乃是对不可能之物进行探讨。     

有限理性的反思与西方企业理论方法论

"理性经济人"作为一种基本行为假设并非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新古典经济理论以此作为其理论之逻辑基础和出发点是存在着固有缺陷的.由于完全理性假设过分严格,因而提出有限理性成为理论发展的某种必然.自西蒙之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声称有限理性是一个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行为假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分析表明,在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中,有限理性乃是一个既非必要又不恰当的假设.只是一个修辞上的设置,目的在于为经济分析中提出更为核心观点(比如契约的不完全性观点),同时又要避开一些棘手问题而提供的一种便利.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有限理性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之间并不具有自洽性.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的理论表达,已成为经典文本。作为这一文本的效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必然会陷入"施为性矛盾",最终会瓦解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     

政府有限理性约束与贸易保护政策制定——一个从政府认知形成角度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建立在完全理性和信息对称基础之上的贸易保护理论有关贸易保护效果的分析结论,往往与现实结果存在着偏差。本文在理论探讨的前提上引入有限理性约束,考察了认知能力、信息、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制约下的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形成过程,相应地给出了贸易保护效果的决定函数;继之,文章通过三个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在理论上描述了贸易保护政策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的可能状态。最后,作为一种结合实际的探讨,文章分析了我国政府在贸易保护政策制定中有可能出现的有限理性约束状态。     

经济学世界中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从质疑效用最大化角度对若干理论观点的理解

人类的选择行为属性涉及到理性和非理性两大方面,但经济学家在描述理性或非理性选择时经常流露的非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思想却没有引起学人的关注;将这种思想理解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倒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本文试图在高度概括的理论层面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流派有关理性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的思想痕迹予以揭示,从效用最大化角度讨论这些流派理论体系中对这种融合的失察、敏感及其暗含的思想内容,以说明人类行为中存在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实际给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所提供的现实背景。     

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从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看

哲学总是面向于人的存在,<文化哲学>作为中国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是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特质的反映,表达着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核心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关注现实生活的时代观念,它面向人的现实性存在,以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为关切,不是源于人的求知本性的理论兴趣,而是源于人的现实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因而在其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既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文化研究的回应,但更重要的表现着对社会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所形成的认知逻辑.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尽管以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为目的,但不同于动物本能性活动的人类自觉实践决定了其必然包含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和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利用”以“厚生”:张申府儒学观的现代价值取向

张申府的儒学观并没有单纯地停留于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而是赋予其积极的现代价值取向。张申府认为，科学所关注的工具理性带给人们的是物质世界的满足，而民主所代表的则是人更深层次精神世界的需求，两者的核心精神皆在于理性。而理性是与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仁”相契合的，理性是“仁”之外化，科学与民主亦是“仁”之现代性表征，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人，即都建立在对人的关注与关怀之上，可说是对“仁者，人也”最为生动的现代诠释。而这也正是张申府所极力推动儒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国民经济中的总消费研究

本论文对传统的持久收入假说提出质疑。对该假说所内涵的总消费是由代表性的、理性的消费者产生的假设进行驳斥。先从研究消费的两个经典模型的简介，从其模型本身带以历年数据进行验证，说明其缺陷后，提出另一备则假设——消费者当中应当有相当比例的并不如经济学家那般精明的短视者。同时，深入剖析了当期消费变化与当期收入变化和利率的关系，指出消费变化与利率关联不大而与当期收入变化关系紧密，这便引出了关于及时行乐消费者存在的设想。在这些消费者存在的情况下，总消费的研究会有哪些变化。在原先经典模型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及时行乐者的元素，并结合利率与欧拉方程，对持久收入理论进行检验，并与备则假设的检验相对比。最终得出持久收入假说在实证中并不完善的结论，以及数据对该备则假设的支持。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 作为《精神分析引论》主线的战争问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同它对战争经验的体悟密切相关。19世纪末以来,战争不仅意味着历史处境,更塑造了现代人的总体经验。如果要从战争经验出发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体系,他大战时期的讲演录《精神分析引论》可以充当核心的阐释文本,将精神分析学说从第一哲学、社会学推展到新的“再教育”思想。作为第一哲学,精神分析由普遍怀疑还原出战争状态下诸意向交织、冲突的自我,并逐步揭示自我的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在此基础上,作为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战争面貌,其实质为人的爱欲本能同死亡本能的纠缠与冲突;最终,为引导爱欲,节制死亡本能,作为新的教育学说的精神分析指明了现代教育的限度、条件和未来的希望。     

社会日常监控:口供制度的变迁动力

口供制度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 ,是诉讼民主和文明的表现 ,也是社会道德力量推动的结果 ,但更离不开社会日常监控的强化。中国社会日常监控的薄弱造成了刑事司法对口供的较大依赖性 ,以至违法收集口供的现象久禁不止 ,因此 ,改变日常监控状况是实现收集口供法治化的根本出路。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审美视野的《大秦帝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最大的革新是精神理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明史观与创作理念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二,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将议论、历史考评文字作为小说构成要素;三,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形成和确立了＂历史发展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审美判断,形象地呈现了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作者对议论思辨、考证文字的运用,成为《大秦帝国》这一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有些繁多的考证文字和图示,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予读者的审美意味;最后的＂祭秦论＂部分,在与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性、人物事件的连贯性与加深、提高、升华作品的历史哲学意味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只能作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存在于世。     

从伏尔泰到亨廷顿——西方“文化形态史学”透析

"文化形态史学"是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史学流派,习惯上人们认为"文化形态史学"兴起于斯宾格勒,汤因比是其集大成者。笔者认为首开世界文化形态研究之先河者当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尽管在他的著作里既没有出现"文化形态史观"的概念,也看不到对此进行的诠释,他只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运用"文化形态史观"进行历史学的撰述,他对于"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之功为其后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诸家所继承。由于他们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以宏观的视角分析问题,都关注西方文明的前途,均注重对文化、文明的研究,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点。     

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探究——从卡西尔的符号文化哲学说起

卡西尔文化哲学有着深厚的哲学史基础,是西方哲学人类学和文化自觉的理论产物。文化哲学作为内在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精神当中的一种基本理智运思方式,体现了人作为具体历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了哲学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哲学摆脱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困境、实现自我拯救与超越的有效途径。

Abstract：

Cassirer’s philosophy of culture is based on profound knowledge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is the theoretical product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Philosophy of culture,as a basic rational way of thinking innate in western modern mainstream philosophy reflect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man as a concrete historical being and realizes the return of philosophy to the life world of man and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philosophy to overcome the metaphysical difficulty in modern western reason and way of rescuing and transcending itself.     

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的呈现方式不仅取决于微观的社会互动场域,也取决于宏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本文以作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所掌握的广州餐馆等服务业中从业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生活等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打工妹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改造,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作者指出,虽然“做个城市人”对大多数打工妹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起码“像个城市人”还是能够争取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她们在城市生存的前提条件。     

汤因比的文明忧患论

斯宾格勒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次敲响了西方文明的警钟。汤因比正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忧患中展开其历史研究的。“挑战与应战”的原理是汤因比文明忧患论的积极发挥。晚年汤因比关注的范围由西方文明扩大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并付诸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级宗教的解决途径     

山林与社会

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需要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文化系统则是承载道统的本体构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道统的依存之所。山林文化系统形成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对于士大夫内在精神的培植，创造性地将孔子思想中的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中国文明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诗文书画为载体而传承、守持和弘扬道统的时代。山林文化系统始终与人世间、王朝政治以及天下图景保持多重和多形态的互动。关于山林与社会的讨论，意在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给出另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