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的调节效应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由政府引导、企业决策的重要部署,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选取我国2008-2018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探讨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被支持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政治关联与企业高竞争地位均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如何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以促进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对制造业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的政企协调度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政府和企业的协调情况,文章基于协同学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从核电技术创新的特点出发,将核电技术创新系统解构为政府子系统和企业子系统,采用2007年—2017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政府子系统有序度、企业子系统有序度和政企协调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政企协调度随时间呈现“N”型变化趋势,且协调度均值较低;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和企业子系统有序度表现为“双螺旋”协调演进;制约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和企业子系统有序度提升的关键因素分别为税收优惠力度和企业R&D强度。     

浅析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系统的构建

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相关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仅将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惟一主体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系统应将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公众等相关社会群体均纳入其中,并强调它们与企业的相互作用,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背景下,企业发展面临着来自政府、公众、竞争对手以及合作者等多方面的环境压力.绿色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成本的降低、市场份额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转让收益使企业走出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由于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特性以及技术创新风险大、费用高等特点,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动我国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黄河流域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21年黄河流域9省(区)制造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开报表数据,从投入—产出视角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Malmquist-Tobit模型测算了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分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处于低水平状态,时序变化呈“W”型波动趋势;区域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由下游向上游递减的格局;行业对比发现轻纺工业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最高;环境规制负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正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企业规模以“N”型方式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高管薪酬激励以“U”型方式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政府补助、企业社会责任、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 多案例比较研究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后发现，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但它们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并不一致。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转变企业经营模式上制定有效的管制政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大数据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创新的过程是多输入、多产出的复杂过程,为准确掌握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构建我国大数据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级体系。以大数据板块境内7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物料转化、效益产出三个阶段,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各阶段创新效率,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数据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阶段性差异,与效益产出阶段相比,技术开发、物料转化阶段的效率较低;大数据行业的技术研发没有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开发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提升;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合理配置资源,避免投入冗余,以提高创新效率。     

建设新时代生态综合交通强国——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思考

中国交通运输的阶段性迈进支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进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回答在新时代怎样建设交通强国这一关键问题,为交通体制规划与创新提供理论的引领与支持,解决政府、企业在交通决策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基于文献研究法和FSO三维综合交通运输理论,回顾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发展,总结了1949年以来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改革历程,提出了综合交通体系的阶段论,构建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是综合交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理论内涵是从功能、结构和运作3个维度符合社会经济协调和友好发展要求的交通体系;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需要贯彻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掌握好交通产品创新、交通工艺创新、交通市场创新、交通资源配置创新和交通组织创新,注重交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协调性,为交通强国提供绿色驱动力;只有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国际、城际、城市交通的绿色发展,促进交通企业组织、硬资源、软资源的绿色发展,推进规划、映射、弹性机制的绿色发展,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绿色发展的交通强国。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我国科技税收政策优化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将处于"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两难区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从而加快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必然要求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现有科技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     

数据要素价值化动态过程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创新的新动能和引擎,与此同时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也对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提出新目标与新要求,但鲜有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从“战略—资源—制度”的三维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产权这一制度逻辑的异质性影响。以2011—2019年沪深A股1 016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化战略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2）数字化资源投入部分中介数字化战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3）企业的产权性质在上述中介关系发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也即：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数字化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战略引导数字化资源投入阶段无显著差异,但在数字化资源投入向绿色技术创新转化阶段具有更高效率。稳健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战略与资源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影响在中期依然成立,存在持续赋能效应,且中长期来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引入关键词文本网络探究数字化战略的结构性影响,发现数字产品与制造战略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战略维度,数字金融战略与数字营销战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无直接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从战略、资源和制度的三重视角,打开了数字化加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过程机制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为理清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及情境因素提供重要理论启示,也为激励制造业抓住产业数字化机遇、加快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供应链创新研究述评与展望:内涵、测量与影响机制

供应链创新有助于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增加收入、创造价值,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重视,也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因此,对供应链创新的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发现:概念界定可以分为技术创新论、组织创新论、管理工具论等三个视角,维度结构以供应链创新的三维模型为主,供应链技术创新是供应链创新的一个重要类别;借鉴有关创新的理论与测量工具,结合供应链的典型特征,或者在组织创新量表的基础上开发了供应链创新的量表,并以主观感知测量为主;从个体、组织与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供应链创新的前因与结果.最后提出了管理启示,并对未来研究做出了展望.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研究

按照技术创新所需资源和能力的不同来源,可以将技术创新分为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引进再创新三种模式,它们各有优点和缺陷。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企业竞争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待开发技术的特点,三是企业的技术开发资源和能力。现代企业大量选择合作技术创新模式的原因在于:首先,这是现代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的必然要求;其次,世界范围内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人才、技术成果及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越来越多,通过合作从外部获取技术便成为可能;第三,相比独立创新和引进再创新,合作创新模式的综合优势更加明显。目前,我国企业的总体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通过产学研合作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更是其必然选择。     

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主要动力,研究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传统的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DEA模型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和要素“松弛”的情况,本文以2008～2017年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评价研究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静态和动态变化,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纯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区域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认为,各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大部分区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处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纯技术创新效率要优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大多数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并且技术进步是影响的主要因素;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效率的L L象限和高效率的H-H象限;完善技术市场环境机制、扩大经济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对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与环境政策在短期内造成的挤出效应有关。     

浙江产业集群中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和需求

产业集群是浙江特色,但产业的技术层次和产品科技含量低,加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是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产业集群中共性技术的供给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总体上供给短缺;需求特点是直接受益主体(企业)需求不足,间接受益主体(地方政府)需求强烈。根据产业共性技术的特征和浙江产业集群中共性技术的供求状况,加强官、产、学、研合作,实现"四轮"同步驱动,是实现产业集群中共性技术供求协调的主要途径,而找准它们的目标结合点和利益的"黄金分割点"是实现"四轮"同步驱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