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能合作中的风险防控能力建设研究

国际产能合作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高度融合的产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抓手,是我国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主要路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三,但风险也与日俱增。如何有效规避国际产能合作中遇到的诸多风险,加强“走出去”的抗风险能力建设,对于政府和企业都迫在眉睫。可以通过加强市场调研,提高风险预警和预防能力;审时度势选择目标投资区位,提高风险处理中的灵活性;建立海外投资与财产保护机制,提高风险应对中的韧性等加强风险防控能力建设。     

中国海外追逃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现象备受社会关注,加强海外追逃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反腐倡廉的必要途径。为了提高海外追逃的成效,中国必须建立完备的国内国际法律制度,遵循国际惯例,培训一批熟悉国际反腐败合作的专业人员,建立专门的办案经费,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树立中国尊重人权的国家形象。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拓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提高中国海外追逃的成效,有效地震慑腐败犯罪。     

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对策研究

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是南宁与东盟诸国产业合作的起始、实验田、模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途径探索。目前,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渐具规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促进南宁与越南的产业合作。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现实逻辑、制度优势与时代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全球经济低迷,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内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要求,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40多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坚实基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破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动战略选择,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思路和方向,贡献了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研究综述

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超越了一国边界,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为了应对跨过腐败犯罪,各国必须开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目前,政治学界对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国内法学界则从基本文献资料的积累、解读国际反腐败法律文献、完善立法、某一角度的专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目前还缺乏对中国反腐败合作的全景式描述和比较研究的欠缺。文章最后对这种研究现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评论。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论国际合作力的特性

在国际合作力概念与内涵已经得到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国际合作力八个特性的阐述,研究并延伸了国际合作力的外延。八个特性即：主动性和主导性,广泛性和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深刻性和实质性,有效性和贡献性,影响性和辐射性,包容性和超越性,创新性和突破性。     

“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了纪念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学会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筹备了名为“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及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快了产业转移的步伐,这为江西承接产业转移创造了新的契机;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给江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一定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江西本地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组织开展好市、县、开发区项目对接活动;发挥集聚效应引导产业相对集中;把承接产业转移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     

中国—东盟文化产业面临的融资问题

文化产业被称作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一个拥有2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万亿,贸易总量达到1.2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的需求和投资的拉动,探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融资问题,需要从区域宏观形势、资金供给、需求和供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当前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并积极探索全方位的融资渠道。     

制约北京市人口承载力的主要因素、问题与对策分析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都市人口承载力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在理清大都市人口承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和影响路径的基础上,对北京市目前影响人口承载力的主要问题和限制因素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对策,为相关部门的决策和学术研究提供咨询与参考。     

北京市镇村产业基地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镇村产业基地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解析了镇村产业基地的含义,全面阐述了北京镇村产业基地发展历程及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北京镇村产业基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     

美国国际合作理论研究综述

美国的国际合作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并取得了如下成绩:第一,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不同解读,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影响最大;第二,先后出现了海伦·米尔纳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两次学术总结。     

Financ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Practice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strategic role that true innovations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healthy, competitive economy. The organization of mass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which applies advance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science-intensive knowledge to form an infrastructure for innovation—should be a key component of the government’s strategic policy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Russia, the infrastructure for innovation is less developed than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under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several ways of financing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precedent and domestic practice.     

日本跨国公司对东盟工业合作的影响

工业合作机制是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早期的工业合作实践大多并不成功,但东盟的品牌互补(Brand-to-Brand Complementation, BBC)计划和东盟工业合作计划(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AICO)却在日本跨国公司的参与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阐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偏好和东道国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并以BBC和AICO这两个东盟工业合作机制为案例,分析了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偏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变迁所起的作用.     

国内区域合作的空间分布特征初探

国内的区域合作近年来日趋紧密,各种区域合作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五大特点:(1)区域合作的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合作最为紧密;(2)毗邻地区的合作动力最强,地方合作的成效较高;(3)历史和文化上的同一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领导人或其他精英人物的推动则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4)省内的区域合作没有行政区划的隔绝,进展最为顺利;(5)不同层级的区域合作在地理上存在交叉,地方政府可以在不同层级的区域合作中受益,使得区域合作愈发活跃.     

本土化语境下的大学制度创新:和合共生

大学制度不仅关乎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更蕴含着一种历史的沉淀和理想的期待。中国大学制度必然经历了由取向日本到借鉴德国,从模仿美国到转向苏联模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大学寻求本土化语境下的大学制度创新成为必然。大学制度创新必须实现中西文化背景下理念的和合,必须实现大学自身价值和民族复兴使命的和合,必须实现公平和效能的和合。大学制度创新与完善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起一种能够长期察觉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建立起一种能够彰显大学精神、实现大学使命的制度体系,并在实践和超越两个层面实现制度本身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