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与经营决策：以白洋淀塑料加工户为例

在关于家庭经营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最经典的理论模型,一个是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模型”,一个是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本文通过对河北白洋淀淀村塑料加工行业加工户进行成本核算和经营决策行为逻辑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家庭经营户来讲,虽然他们生产的是一般性“市场商品”,但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和家庭经营独特的组织方式,使得这些加工户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不但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受到了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的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结构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住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结构,而且影响了家庭生产与消费的不同组合模式,这一点不但影响了一个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成本核算逻辑,而且影响了他们进行产业选择的经营决策。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

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分析了城乡户籍、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学校过程及毕业出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学校过程方面,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上差异不大,但在文化资本、毕业预期上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受家庭文化资本等背景因素影响;家庭背景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争取更好的校园表现,而文化资本对“211”高校大学生心理状况影响更大。在毕业出路方面,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主要受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影响。不过,海外留学机会获得受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收入影响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选择空间更大。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主观公平性与民众阶层固化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食与权：“大跃进”时期粮食流转体制的研究——以贵州省北洁地区为例

基于作者对贵州省北洁地区“大跃进”时期粮食管理体制和粮食生产、分配的考察,本文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粮食体制是一个“大权在中央,小权在省,地区以下照章办事”的制度,其核心内容是以高额购销基数为基础的五年粮食包干制度。这一时期的粮食高征购正是源于高额征购基数,高额基数的制定又源于对粮食总产的过高估计。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过度征购就不可避免。尽管在“大购”之后还有“大销”,但“大销”不是“足销”,因为在“粮食分级索取权格局”下,大量粮食外调造成地区粮食库存不足,饥荒由此而生。〖JP〗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背景信息作匹配,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结果,农村（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Better educational inclus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school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s of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The educational inclus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ese urban schools has been promoted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ntextu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recent policy developments governing large Chinese cities and evaluates its impact upon the status of migrant children's education. Drawing on data collected from 1,331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inclusive schools, this study compared current migrant children's family backgrounds and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at school in relation to educational outcomes at the primary education level. Results showed that migrant children's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levels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inclusive schools and a salient SES stratification of migrant students was found. This correlates with students’ reports of fewer incidences of discrimination than hypothesized. Furthermore, capital in migrant familie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se results reveal a significant change to migrant students’ SES as a result of the recent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pertaining to China's large cities since 2014.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especially with at‐risk migrant students of low‐SES, are discussed.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

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提出的关于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完成了一场所谓“无声的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不宜简单地总结为“50年里的一场革命”。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而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的论文中所使用的材料和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1978-2008： Inequality and Evolution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但教育不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本文使用CGSS2008数据,检验户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在1978至2008年期间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初中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没有变化,高中和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升学机会的影响保持不变,表明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自1978年以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显著,而且其作用持续上升;因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也有上升趋势。要理解改革后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结构及其演变,除讨论阶层不平等外,尚需关注影响居民教育决策的微观机制。     

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以就读于八年级的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方言能力对其学业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掌握流入地方言可以显著改善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但其影响主要体现在语文和英语两个科目上。同时，来自教师和同学的支持是方言能力影响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从语言环境的角度揭示了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逻辑，为相关部门完善与流动儿童相关的教育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本文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阶段更加明显；家庭背景对专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教育质量，就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人群之间的比较,将前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将大学求学过程当作一个"黑箱"。本文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研究设计的介绍和首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层,即进入三种不同层次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家庭背景、招生制度、重点中学制度等中间机制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否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主要影响学生高考分数,而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尽管他们的入党意愿低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生。这些发现对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精英形成过程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