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初探

产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也有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监督不力的法律本身的问题。预防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既要多管齐下,长期作战,更要完善法律机制,提高执法水平。     

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规制——社会契约论替代路径下的中立审视

在罗马法传统理论与自然法学派观点里,贪腐是对社会公正的破坏,是一种反社会契约的行为,而公众的道德力量会对不公正作出价值判断,这种公共理性在当前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为网络反腐。罗尔斯整合的社会契约理论构建了公众关注社会公正到正义的修正,而斯密却引入了"中立的旁观者"来警惕和审视"民意暴力"和"小众关注",网络反腐可能侵犯其他公民隐私权及名誉权等。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有着其特殊的行为构造,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有侵权生成的原因。从"中立审视"的角度可探寻网络反腐中规制侵权行为的四个理论依据。必须从意识、制度、法律、总量四个层面来规制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反腐败制度的缺失及其改进——基于顶层设计视角

现今反贪腐制度存在的主要缺失是政府干涉市场经济太多,权力介入市场太深;现行的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约束监督机制;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对于违纪情节的认定欠精确,人为操作裁量的空间很大。因此,应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健全的遏制贪腐制度,从源头上预防、从根本上治理贪腐问题;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约束监督机制;减少公权力对经济的干涉,减少贪腐滋生的土壤;加强舆论监督、网络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贪污贿赂罪历史考稽与现实借鉴

我国 1 997年新刑法第八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 ,但贪污贿赂罪不是从来就有的。在我国中华法系发展的整个历史中 ,它的概念和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本文考察了贪污贿赂概念的历史由来及其立法的变迁 ,在总结前人打击贪污贿赂行为经验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更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建议     

腐败行为的治理模式探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高压反腐,也在不断探索建设有效的腐败行为治理模式,但是目前我国在反腐败方面还有以下问题尚未解决:预防性机制阙如,惩戒性机制乏力,保障性机制薄弱,尚未充分借鉴国际反腐败公约中的立法内容等.为了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建立前提性的预防腐败法律机制,有效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强化惩戒性的刑事立法,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同时兼顾犯罪情节;巩固保障性的制度建设,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通过不同的部门法建构,针对腐败行为,最终形成一个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的治理模式.     

科研腐败成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大,科研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选取近年来关于科研腐败犯罪的20个真实案例,从犯罪主体、行为分析和惩治情况等案例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科研腐败的原因主要是主体身份为犯罪提供掩护,司法弹性过大,监管制度不合理等,并提出通过完善预防机制,加强项目过程自律管理,健全事后追责机制等措施防治科研腐败行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特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依附于权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影响社会公共权力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必须客观地、系统地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应将贪污贿赂犯罪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透视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探求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建立一套广泛的防范和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机制。     

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学剖析

贪污贿赂犯罪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特征,找出其症结所在,探讨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使反腐败斗争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可以逐步消除这个危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恶性肿瘤。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

为打击贪污贿赂类犯罪、整顿市场交易秩序、更好地提升跨国公司的信誉与形象，利用案例分析、理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比较分析法学的研究手段，根据国际条约及中外刑事法律对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犯罪进行深入剖析。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行贿犯罪具有经济实力、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内因，并受中国法治、权力制度及商业潜规则等方面的外因影响，且具有高发性特点。因此，应当依据公约谋求中国贿赂类刑事法律的改进：完善实体法，明确刑事权利义务；完备程序法，增强司法可操作性。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应从职务犯罪立法上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     

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的比较研究--以贪污犯为线索评析我国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立法

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执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与国外立法例相比较,我国大陆刑事立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仅限于贪污罪,效力尚不及于其他身份犯,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更不涉及此类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总则中专门规定这一问题的定罪与量刑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大陆刑法典所借鉴。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反贪审讯技巧与策略探讨

反贪审讯是获取证据、揭露和证实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手段。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往往身份特殊,反侦查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较强,一般都会拒不供认以逃避处罚。侦查人员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审讯中,必须熟悉案件材料、全面了解审讯对象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被审人员的心理、制订周密的审讯方案,并合理运用瓦解法、单刀直入法、四面楚歌法、火力侦察法、密切配合法等方法,攻其要害,迫使其在心理上认罪伏法。     

海峡两岸跨境经济犯罪防治问题研究

当前很有必要深化对海峡两岸间跨境经济犯罪之惩治与防范的研究。跨越海峡两岸的经济犯罪与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境内经济犯罪有着不同的表现,而海峡两岸刑事法学界对此的概括和分析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对海峡两岸司法机关开展相关的刑事司法合作有一定的影响。海峡两岸司法机关可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刑事诉讼阶段展开合作,但需要特别注意妥当处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以利于对海峡两岸跨境经济犯罪的有效防治。大陆地区需要立足于自身情况,结合海峡两岸跨境犯罪的具体特点,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