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的理论风险与应对策略

风险刑法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进行讨论,支持者认为其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刑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反对者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社会根基不牢。但是风险社会的存在有其客观可能性,同时,事物的两面性又决定了风险刑法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风险刑法有侵犯人权的可能性、有背离刑法谦抑性的危险、有阻碍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但是风险刑法理论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在适用时应当采用适度扩张罪名、适当的扩展责任主体范围、前移犯罪构成标准以及构建科学的风险刑法立法模式以及完善的风险法律体系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应对。     

古代知识世界的地理学观念史刍议

财产申报与刑罚惩治是反腐斗争的两种法律手段：前者重“防”,后者重“治”;前者依赖后者提供保障,后者需要前者实行源头控制和提供法理基础。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我国主要依赖刑法制度反腐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应尽快构建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以财产申报制度为主体重构反腐制度体系。我国刑法反腐应退至“二线”的“后盾”地位,并应根据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相应调整。     

论权利人自助行为的刑法规范问题

在法制不健全，公力救济不力的条件下，个体权利人如何行使权利自助，是法制社会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我国法律尤其足刑法，却未能对权利人的自助行为予以足够的关注，以致司法实践中对自助行为的处理极不统一，法律的公正性也由此受到质疑。本文以正当性来阐述自助行为的非犯罪性，并对自助行为的适用条件予以严格规定，防止个人权利的滥用，从而最终确保自助行为在刑法中的正当性。     

盐运使柴桢贪腐案考论

两淮盐官被公认为肥差,容易涉贪,清代曾有多名官员因贪腐被查办,清高宗弘历年间更是大案频发,甚至一年内查处多起。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的两淮盐运使柴桢贪腐案便是其一,被高宗数次称之为大奇[1-2]。研究清宫相关御档,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并为当前盐业改革、惩治腐败提供借鉴。     

反腐背景下“吃空饷”的刑法评价

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反腐工作的背景之下，对“吃空饷”行为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吃空饷”行为总体上包括三大类型：在编在岗吃空饷、在编不在岗吃空饷和不在编不在岗吃空饷。针对其中一部分确属违规违纪的“吃空饷”行为，通过公务员法予以行政处分合情合理。但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同时又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定“吃空饷”行为，应当引入刑法评价机制，根据行为的不同表现方式，分别以贪污罪、诈骗罪或受贿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的调整对象新界说

刑法的调整对象是刑法学的基本命题,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是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本文从刑法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事实出发,分析论证了现有调整手段说和调整对象说的缺陷,以刑法特有的制裁手段--刑罚所蕴含的社会关系为切入点,论证了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所特有的调整对象--国家的法律制度与公民个人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     

对高校制度反腐问题的思考

制度反腐作为一种机制反腐,在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各高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来反对和防止腐败,这些制度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提供了保证。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很好的制度和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这成为腐败现象在高校能够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反腐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从长计议,建立起高校制度反腐的长效机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挑战与回应

风险社会背景下,人工智能分别在价值层面与制度层面给传统刑法带来巨大挑战。在价值层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动摇了刑法谦抑立场的社会根基,削弱了刑法谦抑立场的功能。在制度层面,刑法在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挑战。弱人工智能阶段中的刑法在罪名设置、量刑幅度、责任分配方面面临挑战;强人工智能阶段中的刑法在犯罪主体、责任判断、刑罚设置方面受到冲击。对此,刑法需要做出回应。在立场问题上,刑法有限谦抑的立场选择既可以保持刑法自身特质,又能适应时代发展。在制度问题上,刑法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阶段,针对相应问题可通过增设新罪名、细化量刑幅度、加入严格责任、构建三元犯罪主体格局、探索新的责任判断方式及设计人工智能刑罚体系等措施以应对挑战。     

略谈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

高校历来是突发事件多发的场所之一,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一定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突发事件有多种特点,在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中要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特点,作出相应对策.     

生态危机与刑法的生态化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不合理性 ,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法律学者们提出将生态意识、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各部门法律中 ,随之出现了法律的生态化趋势。本文从对生态危机的思考出发 ,主要探讨了刑法生态化的必要性、科学内涵和基本目的     

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

分析了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各自的作用 ,指出了以德治腐能够预防腐败 ,使人不想贪 ;依法治腐能够惩治腐败 ,使人不敢贪。以德治腐是根本 ,依法治腐是保证。提出反腐防腐斗争应将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相结合 ,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达到标本兼治之目的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及对策研究

基于新时代背景,通过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法,对反腐倡廉的内在关联及其治理进行了研究。发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成果、发展存在的问题、权利意识与廉政期望、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新时代反腐倡廉的内在关联,提出了反腐倡廉的治理四项重要举措,即加强制度反腐、着力惩治腐败、加强反腐教育、采用综合反腐措施。

     

学科带头人简介

曾建平 1967年生,哲学博士（后）、二级教授,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南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同济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江西省政府、     

中国刑事和解价值之辩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对传统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具备完善现有诉讼程序、丰富刑罚处理模式的法律价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正价值,提高诉讼、司法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的效率价值,但也有减弱刑罚预防功能,与现行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及证据制度不相融合的实施瑕疵。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实施的范围、标准和方法,应成为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我国行政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顽症,也是各国政府都在花大力气去惩治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用以遏制腐败,惩治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盛行,腐败官员也层出不穷。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腐败的成本收益、我国关系经济模式的现状、政府权力界定以及我国在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上的制度不均衡等角度出发,对我国行政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英美刑法中的法律认识错误

对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英美国家的刑事法律一直以来都遵循着“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但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文化和快节奏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各个时代具体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又各具特色.“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自20世纪以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司法实践从不免责到例外免责的处理结果,凸显了现代司法理念和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