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供应链低碳技术投资时机研究

在碳排放权限额与交易政策环境下,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供应链企业选择低碳技术投资时机具有重要的影响。利用实物期权理论评估碳交易价格不确定情况下供应链低碳技术投资具有的期权价值, 建立供应链低碳技术投资时机决策的基本模型, 在此基础上, 构建考虑供应链内部合作的低碳技术投资博弈模型, 重点讨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对投资时机与转移支付比例进行决策的均衡策略。基于上述模型, 通过数值算例进一步分析低碳技术投资时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碳减排率水平、碳价波动率、企业间转移支付比例等因素会对低碳投资门槛产生影响, 供应链企业应综合评价碳价波动下低碳技术投资的期权价值, 合理选择投资时机与转移支付比例的最佳平衡点, 实现经济效益和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并保障供应链协调与投资优化。     

供应链实施低碳技术的博弈与激励机制研究

利用博弈论与收益共享契约模型,分析二级供应链中销售商和制造商在不同关系和不同地位时实施低碳技术的策略选择,并讨论销售商激励制造商实施低碳技术的条件,以及供应链整体帕累托最优剩余收益的分配。研究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在静态博弈均衡时将不会分担制造商低碳技术实施成本,而是通过加大低碳补贴力度激励制造商提高低碳减排水平,在Stackelberg均衡时,销售商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实施成本承担比例和价格补贴系数的策略组合,可达到同样的激励效果;在集中决策情形下,销售商和制造商合作实施低碳技术,可实现供应链整体低碳投资收益的帕累托优化,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模型的收益共享契约则有助于激励各方开展协作减排。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权力结构对交叉持股供应链减排的影响

通过分析权力结构对交叉持股供应链减排与定价的影响,构建集中决策、制造商为领导者、零售商为领导者以及制造商和零售商地位相同四种情况下的供应链减排博弈模型,研究不同权力结构下交叉持股供应链减排与定价决策,并使用算例分析的方法讨论政府补贴和交叉持股比例对四种权力结构下供应链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和零售商地位相同时产品的减排水平最高,零售商为领导者时产品的减排水平最低;制造商和零售商地位相同时产品的零售价格与零售商为领导者时产品的零售价格相等,同时这两种情况下产品的零售价格最高;产品减排水平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上升,政府补贴能够有效提高产品减排水平,但是政府补贴并没有降低产品价格,反而使产品价格越来越高。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供应链知识服务网络中知识投入成本策略研究

供应链的知识服务网络中知识投入问题是知识提供方和知识需求方的共同问题,知识的有效性将影响双方的生存能力。在双方联合开发新知识和新知识开发补贴两种策略下,讨论了双方的博弈结果和各自收益,分析了合作开发新知识策略下的非合作博弈分析和博弈分析结果,新知识补贴策略下的合作博弈结果。通过算例得出以下结论:知识投入成本与新知识投入前的产品销售量没有直接影响;不同策略下知识需求方所获收益大于知识提供方。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低碳供应链中政府监管企业减排的演化博弈模型

在低碳供应链环境下,以博弈理论为工具,构造了政府征收碳税监管企业减排的演化博弈模型。模型给出了企业实施低碳化生产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政府采取征税措施的成本与收益,通过计算得到不同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表明,企业成本与政府税收对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从长远看,政府应逐步加强环境立法,提高碳税以有效激励企业节能减排,并进一步影响上下游企业,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及环境"三赢"。     

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商业化运营的融资激励机制

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投资者自发参与、利益与公益并存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有金融体系的支持。但由于CCS项目的高成本、高风险导致融资存在渠道狭窄、供不应求的困境。因此，设计了“政府财政补贴、风险分担+金融全业态联盟+供应链成本分担”的融资机制，并在政府作为外部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能源企业、CCS运营商和金融机构三方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以探讨不同时期CCS商业化运营的最优融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财政补贴是几种融资机制中作用效果最快的，而金融全业态联盟则是最持久的；（2）在银行信贷风险方面，相比于政府针对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当前CCS运营商面临的碳价风险更为有效；（3）在供应链融资机制中，CCS运营商的成本分担比例应适中，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CCS商业化的发展。此外还发现，CCS项目的运营模式应因企业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商业化模式更适合于那些CO₂累积排放量较低的中型能源企业，而那些CO₂累积排放量较高的大型能源企业则更适合自营模式。CCS商业化运营模式及其融资机制的不断完善，将有效加快全社会减排效率的提升。     

碳排放监管中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及策略研究: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

加强碳排放监管是实现政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环境的主要破坏者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管制下，企业被动参与碳减排，但偷排、超排现象时有发生。文章针对政府碳排放监管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碳排放的相关因素。从第三方监督视角出发，在考虑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督主体均为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在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在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和不同参数变化下双方的策略选择演化趋势，并运用Matlab软件对结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第三方监督在政府与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与企业的决策选择。因此，加强第三方监督力度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督促企业合规排放二氧化碳。但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最后，为政府更有效地引入第三方监督主体提出对策与建议。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多主体参与下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突破问题研究

针对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现状,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技术突破模式,分析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光伏企业和学研机构突破低端技术锁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典型情形分析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和收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上级政府奖励、外部性收益和科研经费无助于推动三方合作;第二,光伏企业扶持性补贴对三方合作的的影响呈现"倒U形",存在"补贴拐点";第三,增加对学研机构的扶持性投入无助于提升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而增加企业关联收益和学研机构的创新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建立光伏产业递阶式补贴机制、培育行业典型及技术标杆企业、优化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政策建议。     

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政企博弈分析

在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中政企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政府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相对于出口收益,政府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而政府的鼓励政策将会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