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下,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到2012年追踪个案的数据,通过对农村学生小学至初中毕业升学历程的回溯,建立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辍学模型”和基于Logistic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升学模型”,发现家庭背景始终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撤点并校”刚开始执行的年份,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反而有所降低,家庭背景在“撤点并校”后对于子女的入学几率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教育上“主动投入”,而这种家庭层面对于政策的回应使政策的影响效果被削弱或者推迟,从宏观上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在教育层面上的再生产机制是每个家庭在制度驱动下做出选择的结果。     

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 “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逆差序格局”的产生是因为“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系”双方的利益时，“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就会加剧，冲突性就会显现。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叶玉珍”财产继承案分析

在法律秩序达成官方和民间（国家和社会）两个面向的分析框架下,黄宗智和张静分别从“实践”和“利益分配”的角度提出民间面向上存在的两种解释维度。本文从“叶玉珍”财产继承案出发,着重探讨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认为在抽象原则上,官方和民间都认同“权利和义务一致”的公正观念,但在义务的具体内容上,存在个人义务与家族义务的认同冲突。由此,本文回溯历史,梳理明清以来寡妇财产继承权的变迁,进一步揭示其中所反映的公正观念在官方和民间认同上的一致与冲突,提出在民间这一面向上,“公正观念的民间认同”是以往未注意到的另一解释维度,从而试图对法律秩序的达成加入新的解释维度。     

从自治到保甲--近代北京郊区的乡村政治

从晚清开始,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农村。京郊政治的近代转型建立在国家力图榨取社会财富服务于战争的基础之上。在自治时期,增加附加税等榨取财富的方式,促成了农村以看护青苗为主要功能的自发自治组织———青苗会的巩固和壮大,以寺庙为公共空间的地方政权名变而实未变。自日伪落实保甲以后,为村民服务的地方社区领袖逐渐分化,部分人成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村庄旧有的文化网络被打破,地方行政最终被收编,保甲制彻底破坏了农村的自治组织。在这些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行政的博弈值得深入探究。     

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随着清末直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直隶疆域改制的问题也一度被提上日程。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行政建制,加强了对直隶辖区边缘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同时,直隶还试图通过迁移县治等办法改变大兴、宛平与京师管辖权限界限不清之弊。作为立法机构,顺直谘议局为推动顺天府的行政改革做出了努力。但最终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改革思路混乱,造成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无所适从而失败,而直隶则通过加强边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基层行政权力。     

级差地域视野中的人地关系变迁初论——以清代中晚期的西北地区为例

清代中晚期,政府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进行移民和大规模的开垦土地,这种掠夺性经营西北的方式,使得很多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被开发出来,西北的环境在清中晚期持续恶化,成为当时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呈现级差地域特点的自然环境直接制约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植被破坏、土地贫瘠化的加剧,影响到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给清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残破的环境背景。     

清代吉黑“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及其实效考

终清之世,吉林、黑龙江旗籍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已通过一些渠道送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道光十五年。晚清吉黑旗籍官兵整体上对三音哈哈送京以及在京充任侍卫兴趣不强,主要原因有四：赴京当差路上川资数额巨大,在京当差饮食起居成本更是高于在原籍生活,这是经济因素;吉黑旗籍官兵因上无法赡养父母、下无法与妻子团聚的家庭困难,经年饱受亲人离散之苦,这是家庭因素;个人仕途升转与家庭利益得失的综合考虑是吉黑旗籍侍卫等热衷回籍当差的又一主要原因;晚清吉黑旗人群体谋生渠道多元化也是侍卫等选择返回原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之际,清廷先前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日趋解体则是出现上述现象的社会大环境。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     

制度缺失与家国利益--晚清内务府腐败问题探析

晚清内务府以腐败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及现实执行的种种缺失,即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监督机制的失效、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的降低及皇室的奢靡与包庇。作为满洲特权的某种象征和代表,腐败不堪的内务府成为时人诟病清室的口实。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立宪运动的展开,整肃、改革内务府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凸显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与家国利益冲突。而清室对于内务府腐败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也构成其丧失人心、走向覆亡的一个内在因缘。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Social Policy Diff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China (1993-1999)

Universal access to Chin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volves a process of diffusion from localities to the whol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in which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play a key role as a facilitator.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more than 200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seven years (1993-1999) serves as a case for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Our findings show, firstly, that in adopting a new social policy, city governments have to respond to the social desire of local citizens while keeping fiscal constraint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ffected by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and the vertical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are also subject to competitive pressures from other cities at the same level. Secondly,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innovations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 Thirdly, central government orders exert both a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upon city governments, with provincial orders acting as intermediaries. And lastly, there is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time lag effect of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at provincial level upon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adoption.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