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论歌谣与戏曲之互动及其民俗文化传播——以浙江戏文山歌、戏班歌谣为例

浙江是南戏的发源地,戏曲文学源远流长.本文从浙江的戏文山歌、戏班歌谣考查了戏曲与歌谣之间的互动关系,歌谣的传播方式及其在娱乐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并解读这些歌谣对研究浙江地方戏曲史、戏班史和戏曲文化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

戏班是一个独特的人类演艺群体,其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文化含量,是戏曲和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库,但学术界历来缺乏对其作应有的关注.20世纪以来,戏班研究逐渐升温,并以2000年为分水岭形成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两大趋向.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底层、大众和草根的视角,关注戏曲的民间生存状态及其与宗教祭祀和乡俗礼仪的关系,为传统的戏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晋商文化的兴衰对王家大院建筑的影响

晋商的辉煌,将中国明清时期的商业和金融业推向了高峰,同时,其不惜工本修建的宅院成为了晋商文化鲜明而深刻的具体体现,也在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但建筑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分析山西王家大院的兴衰,可以看出,在晋商伴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山西大院建筑发展的衰落。     

打造晋商文化品牌 再铸山西经济辉煌

明清晋商曾"富甲天下五百年",一度显赫,但目前山西整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作为晋商传人,我们要充分利用祖辈留下的这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挖掘晋商文化精髓,打造晋商文化品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互动,推动当前山西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王家大院建筑的传统文化特色

王家大院是晋商文化与官商文化在民居建筑中的完美体现,是融我国建筑南北之风以及多种美学理论于一体的山西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王家大院建筑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可观、可赏、可读,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家＂之载体追求的高水平体现。     

晋商“农缘”初探

晋商是对历史上成名的山西商人的称呼。在明清年间 ,晋商曾盛极一时 ,商贸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欧亚大陆。在传统农业社会 ,晋商的发迹和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少晋商出身于农民家庭 ,并擅长农产品贸易 ,晋商的根深深地扎在农村 ,晋商和农业、农村、土地有着割不断的“情缘”。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明清晋商与徽商不同价值观之探究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达到了顶盛,其中晋商、徽商最负盛名,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两者在价值观上却有明显的差别：晋商＂学而优则贾＂、微商＂贾而好儒＂。不同的价值观源于其不同的民俗民风、历史条件以及与官府的紧密程度。     

晋商商业道德对山西经济振兴的启示

晋商曾经在中国商界活跃了 5个多世纪 ,创造了辉煌的记录。从晋商的历史轨迹中 ,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借鉴和吸取的东西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晋商的商业道德。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地处偏僻的地方如何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 ,它启示我们在当代也应该以商业道德的建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振兴山西经济。     

三阶教与山西

三阶教流域甚广,与今西安、敦煌、山西等地关系密切。三阶教与山西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山西籍三阶教徒及其在山西地区的流传方面。通过分析可发现,蒲州、绛州一带是三阶教活动的活跃区域,闻喜裴氏有很多人与三阶教关系密切,但同时不应宽泛地认为裴氏族人都信仰三阶教,不应产生"裴氏是三阶教信仰者"先入为主的观点。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晋商治理制度研究

明清两代,晋商曾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的治理制度为延续其事业的辉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商的两权分离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防范制度等,对我们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山西城镇化建设与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十分紧迫。山西只有走山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才是长久之计。这就必然对作为该地区城镇化建设重要支撑之一的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利实施和实现山西城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山西农村职业教育应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应对。     

清代山西商人行商地域范围研究

山西地狭人稠,农业生产供给不足。从明代起,即有大量人口外出经商,商人地位逐渐上升,“经商”观念渐渐被大众所接受。清代,山西重商风潮更劲,多数县份都有人外出经商或在本地〉-7贾。清代山西商人的行商足迹遍及京津、鲁、豫、两湖、江淮、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并拓展了蒙古市场及俄罗斯贸易区。     

论明清时期晋中的中小商人

中小商人是晋商研究中不可忽缺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下层商人的利益,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命运更贴近。研究明清晋商中的中小商人对当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