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桥市长》“圣经”原型初探

《卡斯特桥市长》是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第四部作品,一直以来,该作品都被认为是描写人与命运冲突的一部悲剧小说。本文从圣经的角度来重新解读该作品,认为意在描述的是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从而揭示新旧交替的自然规律。从故事主线、人物性格及细节描写三个方面来探讨该作品与圣经中扫罗与大卫交往故事的诸多相似之处,从而得出结论:圣经就是《卡斯特桥市长》的创作原型。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乡土、革命与“大地”的芬芳——评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大地芬芳》是湖南作家陶少鸿背离了潮流性的写作方式而成就的一部大作品。作品抛弃了各种理念的束缚和缠绕,也没有采用过多繁复的技巧,以最接近小说原初本质的方式书写了一系列好看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的铺陈与展开中,土地与革命,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带着他们各自的丰富性甚至是矛盾性,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一个坚实的非常富有质感的大地也就在文本中铺展了开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当下乡土小说中非常稀缺的乡土风景的描写,这些风景中蕴含的饱满生命气息和宁静动感,构成了坚实大地上流转不息的芬芳,整部小说具有了一种既厚重又灵动的奇妙韵味。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烦恼人生”与“漂泊的码头”——池莉与她的“武汉故事”

武汉作家池莉以擅长描写武汉的市民生活而闻名,但如果仔细考察池莉的大量小说就会发现,池莉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武汉的"市民阶层"及其生活,而且还塑造了一些超越世俗的形态各异的"江湖人物"及其生活。"市民社会"与"江湖码头"互相参照,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武汉故事"。     

“城市”与“乡村”:从《白狗秋千架》到《暖》的空间迁延

从发表于1984年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到2003年以原文本改编上映的电影《暖》,虽然其中的许多故事元素被改造,但横贯其中的强势话语始终是"城市",它作为稳固不变的"主语",主导了两部文本的叙述节奏与故事导向,并喻指了从"怨乡"到"还乡"的审美寓意,呈现了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城市"的现代性历程。     

让小说变得“好看”

艺术作品当然要有吸引人的地方，否则受众就不可能停下来欣赏，或者即便是停下来，因为不好看，会立即改弦更张——换找别的对象。“好看”可以宽泛理解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一种可以使人“日常意识垂直中断”的审美吸引。小说要让谁觉得“好看”，关系到作家的潜在读者：是小众还是大众。比如大诗人艾略特，他的《荒原》对许多读者来说是不好看的，作家的潜在读者是小众的，其艺术富有实验性或者先锋性。吕幼安曾经明确表示，他小说的读者是大多数、是普通人。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试谈《西游记》小说的主要倾向

<正> 《西游记》是一部以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的神魔小说,自明代中叶成书以来,家喻户晓。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这部小说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它的主要倾向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作为一部古代文艺作品,它的主要倾向是好的,它广泛揭露     

论主题学视角下的《太平广记》“报应”类

从小说因果思想的审美内涵和叙事结构模式两方面对《太平广记》"报应"类展开主题学视角下的探讨。"报应"类因果思想的审美内涵体现在故事文本中主要有两点:一是故事传达的大众化因果观念;二是因果主题体现的作者个人情感心理和引发读者美感兴趣的艺术特质。"报应"类叙事结构主要有两种:入冥结构和某人被杀而变鬼复仇的结构。"报应"类还未形成完全成熟的因果叙事结构,大部分小说事件的因果关联需要通过联想来进一步完成,但也有少量篇目在"传奇性"中较好地融入了因果思维。"报应"类因果叙事的结构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小说文本艺术思维的组合经验。其类目的设置已初具小说主题学意识。     

《林海雪原》中的“中国叙事学”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据作者自述是依其真实战斗经历撰写而成,但考之史实,可知该小说基本上未能呈现东北剿匪残酷、危险、立体的原生态历史。不过就叙事生产而言,这部"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的小说在复活、再造"中国叙事学"方面却有罕见之成就。它以"儒表奇里"的故事策略、"斗智斗力"的叙述机制,成功地将纷杂的剿匪本事重构为一场兼含"文戏""武戏"的"旧小说"底色鲜明的"新革命故事"。"旧小说"与"新革命"之间的竞争与"妥协",构成了1950—70年代文学生产内部值得反复"勘探"的复杂事实。     

互文性：“洪纯彦逸话”与金溶植历史小说《报恩缎》

＂洪纯彦逸话＂是朝鲜朝中后期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朝鲜译官洪纯彦的传说,而这个传说不但与历时200年的＂宗系辩诬＂的成功及＂壬辰战争＂中明军的出兵等重大历史事件有着互文性,还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著名小说家金溶植的历史小说《报恩缎》有着极为密切的互文性。尽管＂洪纯彦逸话＂以及以此为蓝本的《报恩缎》与历史真实不尽相符,但从中可以领略到朝鲜人民以至中国朝鲜族人民心中类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及几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亲华感情。     

两峰对峙孰高低——也说“钗黛合一”

林黛玉与薛宝钗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品位的美,分别代表了作家所欣赏所崇拜的女性性格的两个方面和两种不同的气质与风度。她们虽代表了女性美甚至人性美的两极,但她们都不能称之为“完美”。虽然将钗黛“合一”可“兼美”,但那也只是贾宝玉一厢情愿的“痴心”与“妄想”。所以无法“兼美”后的选择和取舍,便再充分不过地看出选择者的思想意识、情感倾向,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了宝黛爱情的精神内核和《红楼梦》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论孟子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孟子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其"心性论"。孟子的教育理想、教育内容、教育作用、教育方法以及其他教育观点都是以"心性论"为哲学基础。孟子之"心"可视之为正、正是、正心、正道。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求其放心和复其本性。这可称之为"正是"。孟子的教育过程也是一个"正是"的过程。     

《红楼梦》词语札记

《红楼梦》中有些词语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较难索解,一些辞书也解释不确。运用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及其他典籍文献、参考有关辞书考察其中的9个词语,并探索词义的来源,可知：“抖露”有“揭示”义,“方便”有“设法”义,“拐”有“捎回来、带回来”义,“尽”是表极限的程度副词,有“最”义,“话”有“事”义,“口舌”有“发议论、说闲话”义,“能”有“将就”义,“清楚”有“完毕”义,“歪”有“躺”义。     

重塑历史,再造英雄——论叶宪祖历史剧《易水寒》

《易水寒》选材于《史记》,改叙事体的历史为代言体的杂剧。为求达意,作者＂吊古重翻易水篇＂,不仅重塑历史、再造英雄,还融入了作者浓烈的激情和鲜明的倾向。作品虽然改写了故事的结局,死者生之,败者成之,但事件本身的悲剧力量并没有改变。不管是虚构结尾,还是借古讽今,都是为了达到＂须教四坐莫凄然＂的目的。     

从叙事角度看小说《米调》的“知青理想”

并非像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米调》这部小说是在肯定＂知青理想＂。小说通过记述者记述叙述者所叙述故事的方式,拉开了记述者与叙述者不同的价值立场,让读者去思考、分析叙述者所叙述出来的＂知青理想＂。因此,小说不仅没有赞扬＂知青理想＂,恰恰相反,它是在认真批判和反思＂知青理想＂。     

论小说《白鲸》叙事艺术

《白鲸》是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威尔创作的一部海洋题材小说,被誉为“捕鲸业的百科全书”。该小说以幸免者以实玛利的口吻讲述了亚哈船长带领“裴廓德号”捕鲸船追捕大白鲸莫比·迪克．最终与大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叙事结构等方面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本文试图从《白鲸》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出发。探讨这部经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试析《太平广记》豪侠类故事的特色及产生原因

本文针对《太平广记》中的豪侠类故事，从“故事人物——经历动荡，淡看名利”、“女子形象——能力强势，大胆奔放”、“史传影响——反映社会，记叙笔法”、“诗词入文——营造氛围，突出感情”、“社会风气——崇尚法术，道教盛行”五个方面说明其特色之处，并对特色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