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法家政治思想研究二十年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派 ,其思想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战国时秦国能在诸雄争霸中胜出 ,吞并其他六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采纳了法家的政治主张。公元前 2 2 1年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 ,也就标志着法家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秦政苛暴 ,二世而亡 ,法家学派也随着秦的灭亡而烟消云散 ,但法家思想 ,尤其是其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没有随法家学派的灭亡而消失。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 ,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 ,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 ,即所谓“…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田齐法家法制理论的主要特点

<正> 提起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人们习惯地想到秦国商鞅变法,以及秦法家著作《商君书》。但在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中,不仅有秦国而且有齐国的法家学派,前者的代表著作是《商君书》,后者的代表著作则是《管子》。这就是法家学者韩非把二者提到并重地位的“商、管之法”(《韩非子·五蠢》)。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注意,又加上《管子》研究有其难处,因此前人对秦、齐两国法家学派的法制理论未曾作过比较研究。在作秦、齐两国法制理论的比较研究之前,不能不简要地提到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历史发展。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任用吴起先后实行的变法运动,其性质都是新兴地主制经济在旧贵族领主制经济的母胎内已孕育成熟的条件下,经由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进行自上     

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在统一巴蜀前后与巴蜀民族始终发展着不同的关系。统一之前 ,秦国与巴、蜀两国虽说很友好 ,却存在领土争夺与统一对方的问题 :秦国为从蜀国收复失地而暗中努力 ,巴国依附于秦国 ;统一之初 ,秦在两地推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策 ;30年后 ,秦国完全废除了蜀侯在蜀地的统治 ,直接统治蜀地 ;在巴地 ,秦国仍然施行“蛮夷君长”制。这与两地民族之历史、社会现状有密切关系。秦国的做法为后代王朝整合、统治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树立了典范。     

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     

商鞅矛盾的道德思想及其社会价值观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在秦国长期的变法活动及后来总结出以法治、农战为主线的政治学说体系中,渗透着"好利恶害"的人性学说,在排儒的非道德主义的思想认知中,并未完全否定忠孝仁义等道德规范的约束和自律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矛盾性,在"一断于法"的治国原则下将道德的观念一统于法律的规定中,使之成为法律的道德律条,同时,商鞅及后学在追求法治和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中,折射出明显的倡导力、战、勤、朴的社会价值观。     

地域如何介入思想：法家源起的再阐释

先秦诸子百家有规律的空间分布清楚地显示出地域因素在其源起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法家源出三晋。三晋自然地理赋予法家浓烈的现实主义底色,四战之地的三晋地缘政治环境是法家独特历史观的生成前提,多元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天下居中的文化地理区位为法家注入了强兼容性特征。与周边文化尤其是齐鲁和荆楚两地的持续交流,法家对儒、道等各家思想得以吸纳再造。地域的枢纽功能将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等要素加以榫合,并从思想品格、历史观念等方面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法家学派。     

试论秦朝文化专制制度的历史渊源

秦朝文化专制制度与其说是出于韩非和李斯的操作,不如说是来自于《商君书》和秦国固有文化模式的影响。商鞅法治思想和由其门人弟子编撰的《商君书》以及秦文化不仅使秦国走向富强和统一,也成为秦朝和后世封建君主在思想领域内实现专制的理论依据,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他们均重视法治。但由于所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其法治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研究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法家的全貌。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

学者普遍认为 ,战国秦汉的俸禄制 ,是此期官僚制度充分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进而指出战国俸禄有年俸和月俸之别 ,并考察它们的不同来龙去脉。作者认为 ,贵族时代卿大夫以采邑为居官的的报偿 ,采邑往往是终身甚至世袭占有的。战国年俸 ,便是从卿大夫采邑的收获物演变而来的。同时周代还存在一种“稍食” ,它针对“府史胥徒”这个身份卑微的阶层 ,并采用按月考课、按月授廪之法。作者提出 ,秦代“月食”和汉代“月钱”来源于昔日小吏的酬报形式 ,秦汉朝廷向百官发放月俸、并以禄秩确定官僚等级 ,这意味着其时君主是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的 ,对应着王朝“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秦早期军事力量考略

秦靠武力夺得天下,这在秦早期发展史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秦庄公伐西戎,还是秦襄公护周平王东迁洛阳,都说明了军事力量在秦早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考古出土的实物中得到了印证,很值得关注。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两宋时期的秦观诗研究

秦观是北宋文坛上的重要作家,“苏门四学士”之一,诗、词、文俱佳。秦观诗在宋代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学人对其诗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两宋时期研究为后世秦观诗研究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后代对其诗的定位和评价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