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中 ,会选择改变自我 ,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两种模式 ,全社会应采取措施使农民工阶层选择前一种模式 ,尽快完成在城市的适应过程 ,实现向市民的转变。     

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

文章尝试糅合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心理因素构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模型以描述、解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此模型之上探讨了一些阻滞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及其影响途径。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是以农民工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重塑”为途径,以“城市性”的获得为中介,以高层次的城市适应为目标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制度、政策的城乡分割,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技术特征、特殊的观念心态三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影响农民工重塑,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 ,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 ,不利于将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到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高度     

完善农民工教育内容促进农民工城市适应

加强农民工教育是提高其城市适应水平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层次,农民工教育的内容也应涵盖职业技能教育、城市生活方式教育和心理教育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     

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

通过剥夺理论研究中国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农民工的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多阶剥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探索针对中国农民工的剥夺具有怎样的新特点,造成何种社会后果以及怎样避免冲突型社会后果等问题.迄今绝对剥夺还是主要问题,但随着绝对剥夺程度的逐步降低,相对剥夺问题地位会上升.绝对剥夺程度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不稳定常常发生于经济发展、民权意识提高和社会地位上升时期.     

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而青年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对现阶段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向来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近年来传播学者的关注也给这个议题注入了许多传播要素。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媒等传播要素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学研究中去考量,并将之纳入到"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景式理论框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的生存轨迹和发展逻辑,以期由小到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归纳和梳理。     

论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主体作用的发挥很重要。文章论述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作用在经济适应过程、社会适应过程和心理适应过程三个层面的重要性及可行性。文章指出，个体在平等自由开放的环境下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应有的地位及酬劳是农民工群体完成城市适应过程的最终体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大众传媒也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影响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本文提出,由于城市适应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并意欲从关注其进城前后受大众传媒包括新媒体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不可忽视的"四农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虽然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其政治生活水平,尤其是其政治参与状况却并不十分乐观.拟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义、现状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思考,以期引起对农民工制度化、理性化政治参与问题的关注.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环境初探

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21世纪,平等早就成为人权法的首要原则,任何公民在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一切领域内依法享有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但是作为边缘人的城市农民工却依然缺少与城市公民同等的机会与待遇,缺乏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保障与援助。本文从法律的视角对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现状进行考察,以期为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环境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论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以清中期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本文的结论是: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同时,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教育均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是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要实施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更新观念,摆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思维的束缚;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大力发展非正规教育,积极推进农村教育结构多元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非营利组织介入城市低保运作模式的路径研究

广义上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具有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等特征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要求、与弱势群体的密切联系、各国非营利组织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我国非营利组织所面对的发展空间及实践活动显示了非营利组织介入城市低保工作的理论可行性与实践可行性。可以通过提供教育支持、实物支援、技能培训、项目支持等多重渠道,更好地为城市低保家庭提供救助。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民警的从警道德

新时期,处于社会生活特殊层面的公安队伍,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严峻考验。培育、塑造和弘扬良好的从警道德,已成为决定公安队伍质量,关系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发挥,影响公安民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的大事。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强化、规范公安民警的从警道德,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和养成公安民警的良好从警道德。     

县域经济保障机制研究——以云南为例

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在县级行政区划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内,通过县级政权调控经济整体运行情况,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具有开放性、综合性、地域差异性的区域经济。本文遵循从普遍到特殊再从特殊到普遍的逻辑思路体系,就县域经济的保障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亦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

妥善处理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安置问题,是统筹亦庄地区城乡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键。文章根据亦庄镇适龄劳动力求职需求调查问卷和农转非人员访谈调研的分析,认为亦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的问题主要受到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故可以尝试从完善制度保障、加强劳动力培训和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三方面采取措施。     

论我国政府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城市循环经济多元主体管理框架中,城市政府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政府的行为决定并影响着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构筑全方位的政策体系,从而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