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的实证检验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起飞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配置、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促使宏观经济稳定来实现经济增长,从实证角度来看,在全国范围样本内,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是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尤其在1994年后,这种效应日趋明显。而从省级与市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因此,在一步改革中,要要重视与启动省级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改革,继续在省市之间利用好财政分权这一激励手段等。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中国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对地级公共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级地方公共品供给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省地财政分权体制的制度设计、分配体制、管理机制对地级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对地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省地财政分权体制下,地级政府受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负担重和治理效率低等因素的影响,并未由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向社会服务型政府.因此,在推进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时,应致力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改善地方财政体制运行状况,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地方财政体制供给.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

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分权,而是一种“事实性分权”。选择单一维度的分权指标,无法准确衡量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程度。本文以1997－2007年中国的省级数据为样本,选取财政收入自治率、财政收入占比、财政支出自决率、财政支出占比、税收管理分权度、行政管理分权度6个指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进行全景式评估;进而,运用基于Bootstrap的Shannon-Spearman测度方法,选择信息损失最小的组合指标作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有效衡量指标;最后,应用财政分权衡量指标,检验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省级财政分权程度在样本期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中国式财政分权整体上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但不同维度的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相同。     

中国财政分权度指数的编制及其与增长、均等的关系研究

财政分权的衡量一直是困扰我国财政分权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基于世界银行对财政分权的界定,本文从税权分权、收支分成和央地分离三个维度出发,选取5个指标编制出首个反映我国央地两级政府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数——中国财政分权度指数(CFDI).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CFDI的均值从1995年的49.94点先降后升至2014年的48.06点,说明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作为中等财政分权度国家,中央政府先收权后放权,总体略有上收.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GMM方法,实证发现CFDI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CFDI低于35.68点时,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当CFDI超过35.68点时,进一步分权将阻碍经济增长;同时,CFDI与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即扩大财政分权将提高收入均等程度.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入————基于1985-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在对我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转移支付、地方税收入和财政分权之间的相关性及影响程度这一研究主题,并基于1985-200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转移支付、地方税收入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除部分省份外,我国的转移支付和地方税收入与财政分权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从影响程度上来看,地方税收入对财政分权的影响程度大于转移支付对财政分权的影响。     

财政分权、FDI与技术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对地区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通过外资影响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文章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抑制作用有所缓解。（2）外资规模是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财政分权带来了外资的涌入,但是外资逆向调节了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速度较快、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分区域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分税制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把我国划分为五个地区,对分税制改革以来1994~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其他地区的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的负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998年是东北、中部、西部财政分权度由高到低的转折点,由此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跨时和跨区差异,而且,1998年财政政策的转变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收支权责的制度安排,既有从财政收入角度的划分,也有从财政支出角度的划分,而不同角度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本文在深入剖析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不同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地方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角度下的财政分权显著地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而支出角度下的财政分权却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采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以及采用不同的财政分权的指标度量,结果都表明,本文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本文结论可为我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地方财政科技投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统计模型.利用1999～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营改增视角的财政分权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2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对营改增、转移支付与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营改增不会明显弱化中国的财政分权,地方税和转移支付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也不相同,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地方税对财政分权影响显著,转移支付影响很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对财政分权影响更显著.研究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的财政分权不被弱化,对发达地区应以控制转移支付规模为主,欠发达地区应增加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提升推动邻地产业结构升级，但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第三，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城市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而东部地区城市影响效应与其并不一致。因此，应继续深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营造优质区域创新系统；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施差异化财政分权政策。     

参数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现有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文献均假设两者之间关系为线性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财政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临界值效果。利用中国1980-2004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动态的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和仿真试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其影响力度因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小于0.1707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为0.1211;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第二区间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0.1925;而一旦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高区间时（大于0.2909）,财政分权的影响力度变为0.2731。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财政分权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并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却抑制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中国的经验分析

财政分权作为控制公共部门增长、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那么,在实施财政分权后,对各级政府规模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发展

本文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收敛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同时在考虑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河南省108个县2005-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与财政分权有助于县域经济发展;从按财政属性进行县域分类的视角看,上述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不具有特殊财政属性的普通县层面;从按经济水平分类视角看,这种支撑作用主要作用于经济基础好的中心县与经济落后的农区县;从按地理位置分类视角看,临近市辖区的县更好的发挥了上述支撑作用,形成了依托市辖区发展的“溢出效应”。     

我国财政分权与义务教育均衡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设计城乡义务教育均衡评价指数,从纵向和横向计算了1995～2009年全国和各省区的指数值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计算各年度中央-省财政分权度和各省内财政分权度指标,并将其与义务教育均衡指数以及人均GDP指标结合在一起设计了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模型,运用STATA 10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全国和各省层面上财政分权度与义务教育均衡的关系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