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则到胡公：历史人物在民间信仰中的变异

北宋时期的胡则曾身居要职，在多处任过地方官，诸地方志中皆将其作为地方名宦。至晚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胡则由人转化为神，由地方官演变成地方神。到清末，胡公庙遍布浙江，尤其是在他的家乡金华境内影响特别大。胡则由人变为地方神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其奏免衢、婺两地身丁钱的政绩。考证这一政绩的真伪以及其在浙江施惠政的情况，成为讨论胡则由人化神以及胡公信仰得以广泛传播的突破口，从而为人物原型在民间信仰中的变异现象研究提供典型个案。     

南宋台谏取代执政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

南宋初建,与宋高宗削除诸将兵权、"决意和戎"处于同一政治过程的,是选择秦桧"专执国命"。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的签订,标志着宋高宗和秦桧达成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同盟。秦桧执政时期,形成了台谏官员特有的升迁路径,先为特奏名、53岁考中进士、七年后通过担任台谏官迅速升迁至参知政事的董德元的个人仕宦历程,是南宋初期以来台谏群体的典型代表。对南宋时期台谏群体的考察,可看到南宋时期"执政免,即以台谏代之"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形成背后,是两宋宰执群体来源的变异,以及南宋时期台谏文书制度的变化。这对于南宋出现的权相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     

南岳衡山寺庙地产的形成及其估算

南岳衡山寺庙的地产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其土地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寺庙僧道们的购置;政府的施舍和拨置;官绅名士和善男信女的捐舍;对民间土地的强占和寺庙僧道们的垦殖。南岳衡山寺庙地产形成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清末民初,其土地面积达到了当时衡山县耕地总面积的16%。     

论北宋佛、道二教管理制度

北宋政府加强佛道二教的管理和控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度牒制度规定了僧道必须通过试经、特恩或进纳这些途径来取得合法的身份证明;帐籍管理制度将佛道徒登记入帐籍以别于普通民户;北宋政府为笼络僧道,还实行紫衣、师号制度,僧道可以经由荐举奏赐、定额拨赐、资历赐与、临时颁赐和进纳购买等取得荣宠;僧道官制度是政府通过设立世俗官员和僧道人士共同管理佛道二教相关事务.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

长期以来,“民风好讼”都被视为南宋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从历史语境来看,“好讼”一词自宋代开始才被广泛使用,至南宋时期频频见诸文献。从地域范围及人群方面考察,“好讼”并非普遍的社会风习,是士大夫的书写影响了我们对南宋社会诉讼现象的评判。追根溯源,当我们从结构性分析进入文本分析之后发现,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压力和精神世界的焦虑共同造成了士大夫对时代风习的过度敏感,形诸笔端便成为对当时争讼现象的夸大。应该说,南宋社会的“民风好讼”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与观念互动的结果。     

论南宋的公使苞苴及其责任追究

公使苞苴是南宋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公款贿赂现象,它源自于公使钱的迎送供馈和自筹经费制度.南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诏令,以追究公款贿赂者的责任,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其责任追究的效力低下.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人间何处有净土——略析《红楼梦》里的僧道世界

本文认为曹雪芹写《红搂梦》并未忽略尘世之外僧道世界的污浊。所谓出世超尘的僧道世界,仍然未能超出“红搂”之“梦”。在曹雪芹看来,人世间的净土是无处寻觅的。     

江湖诗案始末考略

江湖诗案发生在南宋理宗时期,是宋代继乌台诗案以后的又一起文字狱。称它为江湖诗案,是因为它与南宋的主要诗歌流派之一——江湖派有直接联系。弄清江湖诗案的真相,对于研究江湖诗派乃至南宋知识分子的状况,研究南宋的社会政治,都有一定的意义。遗憾的是这方面留存下来的材料不多,这里只能根据笔者所见,对诗案发生的背景、原因、结果和起迄时间略作考察,望就教于大家。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丛林论《庄》与明代学风

佛教自从传入中土就和《庄子》有着不解之缘,然而佛门与《庄子》的关系又与各个时期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联。明代前中期,朱子之学独盛,《庄子》在学界难以容身,丛林对《庄子》也异常冷落。晚明三教高度融合,丛林则重新接纳了《庄子》,在判别释、道高下的同时,佛化《庄子》,为丛林所用,而这又是从批判搜奇猎艳的学风开始的。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     

今本《西游记》姓闫说

今本《西游记》之祖本《西游记(平话)》,系全真教创始人之一丘处机麾下道士史志经等人所撰。文章进而从明代道教秘史等若干方面认定,今本《西》书定稿人也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居于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龙门派道士,其中闫希言(闫蓬头)师徒可能性最大,因此,《西》书作者不是吴承恩。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