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孔子作《春秋》考

<正> 一、问题的提出早在五十年代,周予同先生就提出“孔子和六经的相关度”问题;七十年代末,在他逝世之前,又强调指出:“疑问还没有为科学研究解决以前,要做到客观地深入地估计孔子的历史功罪,恐怕也难……不仅孔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彻解决的。”这些话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令人遗憾。无论从孔子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史学的角度来看,弄清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都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据史所载,孔子曾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认为自己的历史功过主要在于《春秋》,所以断言后人将据《春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从《左传》看孔子的政治伦理教育思想

张岱年先生在《孔子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近年来,多数哲学史家认为:《春秋》基本上是鲁国史官的手笔,《易传》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大同”学说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关于孔子言行的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和《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这样,关于孔子的资料较过去时代所承认的大大削减了。虽然如此,专从《论语》和《左传》来看,孔子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仍然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哲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孔子的思想特点浅析

孔子的言论大部分载入《论语》和《礼记》里。他在整理周以来的《诗》、《书》、《易》、《礼》、《乐》、《春秋》著作中,总结了古代历史并继承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第一,关于“自然观”。孔子对殷周以来的鬼神迷信取存疑的态度。他的主张是“以孝治人,以人道治人”。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不讲神怪,“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孔子的这一思想精髓,直接注入汉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重人     

孔子经济思想浅议

我国的儒家思想,发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而后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在中国历史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重读《论语》,原本没有想到从经济这个角度研究孔子,因为孔子自己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然而,掩卷静思,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事实并非《论语·子罕》所说：“子罕言利。”一部上万余字的《论语》,粗粗算来,其中,“言利”之处多达７０余处,字里行间亦可揣摩到孔子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虽不成体系,但从中对孔子的分配观、…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孔子删修《周易》试探

《周易》是否经过孔子删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所争论。我认为今本《周易》是经过孔子删修的,这与《周易》的哲学思想当有关系。现把我试探所得的提出请同志们指教。一怎见得《周易》经过孔子的删修孔子年老回鲁后,要在文化上做些工作,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下引迁说同),那是要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部书,孔子认为是行王道的六件法宝。《诗》、《书》都经过他删定,《礼》、《乐》经过他厘定,《春秋》是拿《鲁春秋》另行改造,这五件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