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体"考辨二题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上官体"虽曾"贵显"一时且衣被后代,对初唐宫廷诗风的流变乃至唐诗史的演进影响深远,然而从当代起即受到了众多的误解与责难.因此,广泛地勾稽索引,刮垢磨光,理清上官仪的生平履历,以见"上官体"生成的真实面貌;深入地辩证考订,拂尘去埃,重现以"绮错婉媚"为特征的"新变"诗风所体现的诗歌艺术演进内在趋势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卢照领诗学思想论略

在批评和改造上官体、倡导诗风变革方面 ,卢照邻与“四杰”中的其它诸人持相同的观点 ;但卢照邻同时主张以适意为宗 ,雅好清灵俊爽之格 ,尤重妙谐钟律 ,思无停趣 ,这些又都显示出极强的诗学个性     

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姚鼐论诗，反对唐宋诗之争，明确主张“镕铸唐宋”,吸取二者之长以补二者之短，形成新的风貌。故此，在学诗方法上，将宗唐诗风的模拟与宗宋诗风的新变融合；在表现内容上，将唐诗重性情与宋诗重学问融合；在美学趣味上，将唐诗的蕴藉与宋诗的高奇融合；在诗风取向上，将唐诗的宏阔与宋诗的幽深融合。姚鼐以宗宋诗风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肤薄，又以宗唐诗风挽救宗宋诗风的险怪、枯寂与浅直，由此而臻于“完美”。“镕铸唐宋”成为清代一种比较通行的诗学追求，昭示着清人力图构建本朝诗风的宏愿。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丕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河汾诸老探赜

河汾诸老是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文坛巨星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诗学思想的内涵,为肇启元明宗唐复古诗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格说来,他们应被称为诗人群体而非诗派。其群体性活动和文学创作可先后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分为三期。其诗作以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和表现隐逸生活、山林情趣为主,兼有“陶之达”和“杜之忧”两种倾向。其诗学宗尚与金末元初学唐复古诗风相一致,但在学唐诗诸家方面特别强调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文坛的重要现象,是一个有影响的金遗民诗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继往开来和促使元诗繁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

在唐诗研究领域,“唐诗与西域文化”的研究意识在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并在微观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宏观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却难预其流;同时唐代文化研究、文化交流史研究、西域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则在客观上又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全面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因此,“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是必然趋势。     

从"唐人选唐诗"看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变迁

“唐人选唐诗”录王昌龄诗歌作品的情况反映出唐代不同时期人们对王昌龄诗歌接受态度及其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升降变迁。总体而言 ,昌龄因其五言古诗对盛唐诗风的开拓之功而受到当时选家普遍重视 ,有“诗家夫子”之称 ,中唐以后选家则独重昌龄七言绝句 ,虽以“七绝圣手”誉之 ,但其诗歌地位已非显著。文章同时指出 ,作为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态 ,唐诗选本所蕴含的诗学价值应受到重视 ,成为唐诗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     

唐代女权文学的神话--上官婉儿的宫廷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上官婉儿两朝专美的身世经历是一个传奇,而她独树一帜的宫廷诗歌创作,以及她在宫廷酬唱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武后、上官婉儿等女性在政治及文学上专权的局面,激活了初唐中后期诗坛,也创造了一个女权文学的神话.在上官婉儿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形式上走向了成熟,在内容、意境、风骨方面为盛唐诗的创作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上官仪:统计数据与声律理论的悖论——与杜晓勤商榷

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一书,依据最新研制成功的"中国古代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统计数据立论,有些观点受了错误数据的误导.最为突出的是论述上官仪时却抛开统计数据,多用推论臆断建立新说,论证上官仪对唐代新体诗声律学的贡献,认为后来的重要声律理论都祖述<笔札华梁>.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等文献认真仔细的研究,发现上官仪对唐代阐述新体诗声律理论的重要人物元兢并无明显的影响,两人的理论主张并不统一,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新说成立.     

穿越大唐的缕缕芳魂——唐诗中的女性形象述略

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顺序,简要论述唐诗中各类女性的形象及其变迁,指出:初唐女性题材诗歌以描写宫廷女性的上官体、历史美女题材为主;盛唐时期,除宫廷女性题材、历史美女题材继续大行其道以外,思妇、怨妇、弃妇、征妇、勇妇题材盛行起来;中唐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有关思妇、怨妇、弃妇、征妇的诗歌题材更多更广,贞妇烈女及妓女题材也有所表现;晚唐诗人不仅关注女性的外貌之美,更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唐一代,除男性诗人关注女性,写下了有关女性题材的大量优秀诗作以外,不少才华横溢的女性诗人从关注自身的角度出发,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近百年武则天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综述

武则天与上官婉儿是初唐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女性诗人,她们重视诗歌创作,自身有较高文学修养,由于其特殊地位,所提倡和实施的各种措施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界一直以来更加关注的是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在政治上取得的成绩,忽视了她们的文学成就,而近几十年来对这两位女诗人诗歌的研究不断深入,势头强劲,不仅弥补了之前的研究空白,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整体回顾和总结,由此来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照亮荒原的神灯——论红柯小说中的诗性精神

红柯小说对日常生活进行了诗性处理,他以异域边疆作为描写对象,其中张扬着浸透了诗意的民族精神,红柯是一位＂肯定性＂作家,这种肯定来自于对未来的自信。红柯对人的身体采取诗意的抒写,还原了身体的高贵和尊严。而红柯对诗意来自一种乌托邦精神冲动,通过乌托邦的想象达到了对现实的诗意超越,寻找灵魂的诗意栖居之所,使诗意降临大地,从而复活民族精神。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穿越历史的空间——《隐之书》的诗性智慧

《隐之书》是一部充满了诗性智慧的浪漫传奇。拜雅特在小说文本中建构了一个诗性的空间,通过对诗性历史的追溯,完成了诗性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融合。拜雅特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但只能是部分地再现,而且必须借助于诗性智慧。     

“景”“境”之别与明清人情景论之偏失

意境范畴中的“境界”概念源自佛家,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主体所处的外在时空;二是主体意识状态。作为时空之境,它不等于“景”而包含“景”。明清人以“景”充“境”并以情景关系论意境,犯了不相称的逻辑错误,无法对意境作出正确界定。文章认为意境是未经充分言说的特定时空的感悟。     

海派女作家小说语言的诗化风格

上海文化传承了江南文化,充满着阴柔与怀旧的色彩,与女性独特细腻的心理体验相结合,使得海派女作家在小说中通过总体情境与形象的反复交织去唤醒每个词汇中潜伏的感性成分,强化与丰富它的诗意的内涵。通过诗化的意象性、诗化的空间性和诗化的音乐性三个层面的表现形态,不仅可以窥得其小说语言的诗化风格,而且可以在诗化语言自由跳跃中探寻其创造的充满意蕴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