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项目启动

<正>2012年6月30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启动仪式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伦理学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     

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直”与“法”：情感与正义——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

关于孔子所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可能。王庆节教授的思想方法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本文的思想视域是生活儒学及其中国正义论，认为孔子所讨论的话题不是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道德、法律、正义问题，而是存在层级的“何谓‘直’”的问题，即是本真情感的直接显现的问题。至于从本真情感到制度建构，即在法律上究竟应当“父子相证”还是应当“父子相隐”，在儒家正义论中，这不仅取决于出自仁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而且取决于顺应时代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亚里士多德论“家庭”

家庭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诸如"论家庭"或"家政术"之类的专门著作,但是无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学》这里家庭的角色都是无可替代的。本文就是主要从家庭的关系结构与家庭的超政治性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家庭与城邦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     

情感观念比较:生活儒学与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情感观念在黄玉顺构建的生活儒学和斯洛特构建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二者探讨情感观念的视域不同,因此生活儒学中的仁爱观念、恻隐观念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的关怀观念、移情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进一步影响了两位学者对情感与认知、情感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撇开具体的分歧,一方面,生活儒学的本源情感观念可以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奠基;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对情感观念的精致探讨也可以为生活儒学的伦理学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论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

社会学对角色有各式各样的分类.按角色获得的途径,全部角色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两类.这两类角色的消长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先赋角色是指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角色,最简单的如性别角色.自致角色则指可以通过个人的活动或努力获得的角色而言,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对“社会角色”的哲学思考

社会角色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社会或组织对某个特定位置所规定和要求的行为模式;个人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不可能摆脱一定的角色束缚。这一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论理不仅为分析社会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为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情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儒家“有教无类”与佛教“平等教化”之差异及历史影响

大乘佛教认为,佛性是人与世界的本质,佛性具有超越世俗的特性。以佛性论为基础的"平等教化"摆脱了一切世俗条件的束缚,是一种全面、绝对的教育平等。传统儒家伦理学则不具备这种超越性,因此"有教无类"很难摆脱种种社会世俗条件的限制。在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启发之下,宋明儒者构建了儒学道德本体论,这使得儒学理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世俗的特性,并最终将女性、愚者纳入儒学教育平等的范围之内。     

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平、富足与和谐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中华文化与普世价值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后现代文明与儒教的宗教性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五四"以来,"传统"与"反传统"交相震荡,中国文化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终于迎来了今日的复兴。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哲学转折缔构出"存有三态论",有助于深度检讨"新儒学之后"的中国文化演进路向,从而更有效地面对以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为特征的21世纪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的支柱,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实现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放眼世界,它一方面通过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具体地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传统儒道佛三教思想所隐含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还有助于克服"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与融通的可能空间,从而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扮演好交谈者、对话者的重要角色。     

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原理”刍议

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学者一般都沿用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一概念加以解释,说这个概念是指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分相一致和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分人的行为期望,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在当今我国诸多社会学著作中,介绍社会角色或角色理论时,又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演员在戏剧中扮演某个角色作为例子。简而言之,即人们都接受了“人生如戏”的观念。好像从来也没有人问过:这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角色观念与西方有无区别?便急匆匆地以这解释中国社会,乃至于解释中国传统伦理及传统社会现象了。     

论儒学的“实学”特质及当代发展

儒学是日用的"实学",它所重视的是在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中实实在在地落实道德修养工夫,从而实现心灵的超越和生命意义的提升。对于为政者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政治生活的行为实践中,这也就是儒家说的"为政以德"。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生活日用之间,这也就是儒家以"尽心尽伦"为核心的工夫论主张。从儒学"实学"政治和生活的两个向度来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应在"政治化"和"生活化"两个基本方向上着力。所谓儒学"政治化"是指充分发挥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德性滋养作用,收到"美政"的效果;而"生活化"则是指当代儒学发展要面向民间、面向大众,充分发挥儒学在公民道德修养中的价值导向(教化)作用,收到"美俗"的效果。     

由“实体”及“主体”论儒学存有论境域的通达

儒学之定位及其当代意义的阐发,首先在于明了其根本,而儒学的根本在其哲学存有论的核心。然则儒学的存有论境域对于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并不是直接可通达的。这仅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世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伴随着"总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过一次巨大的"认识断裂"（借用阿尔图塞的语言来说）,以致于我们在谈论自己先前的几乎全部哲学问题时,总不得不于借助或参照于近代西方的诸多观念。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儒学的存有论境域因此在今天乃是不可通达的。然而为了通达它,却必得做一番批判工作,做一番细致…     

“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儒学与自由主义持续对话”综述

正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社群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汉语思想界探讨与交锋的焦点。较之现代自由主义,历史上的儒家更擅长通过宗法血缘与政治权威,将社会成员规范在群体之中,其"个体"从来都是在"社群"中定义的;近现代以来,中国主流思想界在长达百年的"反传统"情绪中,一再试图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至上"原则来重新组织中国社会,而与此同时,"社群主义""角色伦理学",乃至鲜明的"反个体主义"等思潮则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