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与自由——休谟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意蕴

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后所形成的"主义"谱系的复杂性来看,对于"休谟是否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的确不合实际且难有结论,然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审视,休谟政治哲学中坚持了某些"洛克式"的结论。休谟所理解的"自由"是以正义和法律的规则为基础,由正义和法律的规则确立其意义生成,自由是基于规则和法治的自由;而国家和政府则是因维护正义规则的需要而产生,其界限仅在于维护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进而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因而也只能是一种基于规则和法治的"有限政府"或"法治国家"。     

法律的“无为”之“有用”

只以“有”的形态存在并处处在生活中扩张的法律是相当危险的,既无益于秩序之维护,又无助于正义之实现。好的法律,不能仅仅只以“有”的方式存在,更多的是以“无”的方式存在。“有为而治”也是法律“父爱主义”的极端化,出于追求自由的本性,生活中只有一小部分领域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大部分领域属于自主选择的私人空间,法律对这部分领域是“无”为。只强调法律的“有为”而忽视法律的“无为”,势必造成法律与自由的对立,只有在强调法律“有为”的同时又重视法律的“无为”,才是对法律全面和正确的认识,才能实现法律保障自由的价值。     

私人财产权立法中的国家主义--以民法典草案物权法编第61条为例的分析

以民法典草案物权法编第61、62条和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涉及私人财产的立法都非常强调"依法取得"和"合法"的修饰语,这是私人财产权立法中的国家主义的表现.它不仅导致了物权法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矛盾,而且会造成种种实践弊端.这种国家主义有着历史原因和深刻的现实政治原因,必须首先有立法加以克服.     

正义·民主·自由:毛泽东社会伦理思想探析

毛泽东社会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代对重建和谐、公正社会伦理秩序的理论思考,以正义、民主与自由等为其主要内容,其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在社会正义方面,毛泽东形成了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正义观;在民主方面,致力于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在自由方面,毛泽东追求政治自由和意志自由,并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努力。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重读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解读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视角、考问资本主义道德属性和探寻经济正义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从法律视角出发,提出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指一种法律正义,他没有谴责资本主义不正义,其价值观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利益.另一种则从道德视角出发,主张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指一种道德正义,他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批判,而且其正义理论表达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道德利益.西方马克思主义整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遗产、重构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其研究成果具有借鉴价值.     

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解读

从政治哲学角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都属于规范性概念,其民主指实质民主、人民民主,既非程序民主,又非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自由指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平等指社会平等而非法律、政治平等或机会平等;公正指实质公正而非程序公正,社会公正而非法律公正。当代中国所奉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价值观绝不是西方国家所实行的那种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而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     

论企业数据有限财产权

数据市场中企业的数据利益应受到法律的积极肯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以及商业秘密条款,偏向于企业数据利益事后救济而非确权。在立法上肯定企业的数据财产权既符合自然财产理论亦能激励企业数据的开发。但因数据具备无形和可复制的特征,企业数据财产权体现出区别于传统财产权的“有限”排他性,属于新型财产权利。基于霍菲尔德权利分析框架,企业数据财产权的立法应围绕数据的控制权与复制权两项核心权能展开。一方面,企业基于收集事实取得对原始数据的控制并禁止他人的复制,但受限于个人的在先权利。另一方面,在对衍生数据产品“去识别化”后,企业能够享有对数据的独立支配权,但仍应受到公共利益的制约。     

墨子消费伦理思想述论

墨子消费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以消费合宜性的社会向度与民生向度表达了其＂兴利天下＂的消费正义。墨子认为,消费应当＂兼＂及天下众生,并富有爱人、利生的道德内涵,他从人性欲生的视角,阐述了消费不仅担负着养育万民之＂生＂的＂生生之道＂,也承载着义利天下的社会责任。墨子以消费利＂生＂的合宜性为度,剖析了消费的民生主义特色,与孔子以＂礼法＂为核心的消费观念不同的是：墨子消费伦理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民生的道德实践的理性精神。     

当代女性身体消费的伦理反思

消费社会的来临,在商业机制的鼓动之下,女性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消费＂自由和解放＂。表面看来,这是女性＂自由的选择＂,女性身体的＂自由和解放＂;其实质上是深受＂美丽暴政＂的凌辱,女性身体成了消费对象,女性的身体内涵发生嬗变,受强制程度比以往更加强烈。     

关于休谟的财产权理论

市场社会需要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最小限度的规则.而休谟的财产权理论最早亦最完整地揭示了这样的规则.首先,市场经由交换而成立,而交换的首要条件是确立财产所有权.其次,交换的法律表现即为契约,私人间的交易契约表示财产权的变动,即产生市场.最后,为使私人间的交易安全而有效率地进行,需要正义之法保障.依照休谟的说法,即稳定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履行许诺,此三者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用现代的表述说,其亦是市场社会成立的基本法.哈耶克认为,它将与人类这一物种同在.     

试论康德理性自由与海德格尔"此在"意义的关系

基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自由源于理性存在的必然,其＂实在性＂的体现依托于理性存在者或人的＂此在＂事实;自由的＂实在性＂不是作为物的经验对象,而是作为经验对象之规定的纯粹形式存在;自由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其＂实在性＂既指向理性原则的存在,又指向理性原则作用的存在,并必然地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统一;任何在自由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都是新的路径的选择和对以往方法的解构,而非对自由和存在本身的改变,康德哲学的建立是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体系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面对困惑、重释自由之际,我们也在凭借自由的问题而进入自身存在之路,并获取人的＂此在＂之真实。     

论人权范畴中财产权之内涵

财产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进步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财产权利的发展.财产权从最初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发展到对财产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在这个人权的时代,应当从观念上确立财产权在人权意义上的价值.财产权制度不仅要注重实现财产的经济功能,更要关注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价值.     

从起点的平等到结果的平等——读罗尔斯《正义论》

基于对美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罗尔斯通过继承契约主义传统并批判功利主义正义观,建立了自己的正义理论。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是平等,他认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集中体现了罗尔斯的平等观点,第一个原则是对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第二个原则是对机会和利益的平等分配。罗尔斯对正义的论证是从起点的平等到结果的平等。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核心中的核心。正义二原则试图达到的就是一种普遍的平等。罗尔斯所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主义而非绝对的平均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试图融合自由和平等,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主义。     

论分配正义的现代转型——从亚里士多德到苏格兰启蒙运动

分配正义是当前西方政治哲学论辩的焦点之一,从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分配正义传统到罗尔斯视域中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审视分配正义的古今之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分配正义开始与财产权相关联,以德性为根基的分配正义让位于以规则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将分配正义的概念置于西方思想史的总体境遇中,连接分配正义与财产权的关键纽带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史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早对现代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阐发,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通过将分配正义与财产权相联系,在对传统分配正义德性原则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基于现代社会产权理论,侧重从规则的向度重构了现代分配正义的理论语境,为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自由及其限度——关于自由的两种面相

自由先天地具有两种面相。基于人性的限度,属于“应然”范畴的人的绝对自由由于受制于社会环境而走向相对自由。基于平等的限度,消极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对于正义、美德、平等等价值的重要性,却局限于平等问题的解决;积极自由主义强调依靠人为努力获得自由,但对自由的强制追求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追求具有社会伦理规范意义上的实质自由。基于宽容的限度,走向普遍主义的单一自由必然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人们的自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宽容为核心的多元自由则认为价值没有中心与等级之分,因为自由是一种宽容的哲学,宽容的目标是共存而非共识。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述评

本文对罗尔斯的社会与正义、法治与自由、万民法与国际正义的思想作了梳理并进行了阐释和分析,认为其正义理念是罗尔斯政治和法律思想的灵魂,无论是作为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民主立宪制的确立与运行,法治与自由的维护与保障,都以其正义理念为出发点和归宿。罗尔斯的政治法律思想,充分张扬了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正义和法律理念,表达了他对文明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非财产性权利:农村宅基地的属性与价值辨析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自由流转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或私人权利问题。宅基地的自然、社会和政治法律等多重属性决定宅基地是非完整商品,不能自由流转。95%的农村宅基地由于不具备交易的市场和条件而没有交换价值,因而,即使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也不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实践中,农民和国家分别基于长远生计保障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共同选择了作为保障性权利而非财产性权利的宅基地使用权。综上可以得出,我国政府坚持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无疑是明智稳妥之举。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权利拜物教批判

在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研究中,政治权利的平等是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来自于自然权 利。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它的毋庸置疑正表明了它是一种基于身份崇拜的权力拜物教,而实际上它有 其自身的逻辑,从其产生过程看,表现为从对抽象劳动崇拜到私人财产权崇拜的逻辑;从内容上看,表现为从 对同一性的公民身份崇拜到政治权力拜物教的崇拜。这一逻辑凸显了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内在缺陷,那就是 它所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保障每个人的毋庸置疑的平等政治权利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物”的权力,这个 “物”是不可能保证个人的公民身份与私人身份之间的和谐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