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当前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实现基于合作伦理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在中国行政改革价值演变中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在反思中国行政改革价值演变的基础上进行总体性的认识。中国的行政改革历经了效率、公平与服务等价值导向的演变,服务型政府将服务价值纳入行政道德的伦理考量而实现对既有政府模式的超越。基于总体性的理解,作为道德主体的服务型政府不仅包括主观结构与客观结构,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职能内涵,而且包括以服务价值为核心的价值结构。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探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利实现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要件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即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该模式实现的基本路径应是从统治性行政到民主性行政，从行政集权到有限分权，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政府公信力的政治道德实践问题探讨

政治道德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社会成员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情感道德评价及内心认同程度,源于政府行政理念及具体行政中蕴涵的情感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反映。其政治道德实践意义体现在以公众评价为主要特性、社会成员情感认同为评判,既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的价值基础,也是维持"政府—公众道德关系"持续性的重要联结。在实现路径上,制度伦理的价值实现、主体的道德内化建构及道德情感融入的实效性,是建构和保障对政府信任关系的有效途径。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行政伦理研究

服务型政府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的一套理念,其最大特征之一是对行政伦理的突出强调。从内部和外部控制途径来解读行政伦理,并提出加强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加强和完善行政人员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设立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等方法来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论政府公信力及其伦理建构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影响力,它包括政府政策公信力、政府行为公信力和政府绩效公信力三方面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持续改善。但离"信任政府"还有一定距离。其原因主要是:行政道德缺失,制度与机制不健全,行政行为失范。政府公信力不仅仅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范畴,它与行政伦理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以行政道德为突破口,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推进行政道德制度化,完善行政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最终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构筑。     

对政府不作为伦理现象的思考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凸显出来的政府不作为伦理问题备受关注。研究政府不作为伦理现象对构建社会公共行政,建设以人为本的伦理职能,形成良好的行政道德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不作为伦理现象的根源是传统官场文化的浸染,行政人员职业精神、社会价值观的缺失,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够完善。其治理途径主要有:加强体制伦理建设,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加强行政道德管理,构建行政立体管理体系等。     

论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不同视角

在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从权力视角到法律视角再到伦理视角.这种思路转换,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有方法论意义.在伦理关系的基点上建构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走向未来服务型行政模式的基础.     

以民为先:服务型政府伦理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公民性是服务型政府之本。厦门PX事件中通过合法、公平、公开的程序允许公民参与,使行政决策发生改变;体现政府尊重民意、重视民意的跨跃性进步,出现以民为先的政府行政伦理信号,也预示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性开端。一、行政伦理的次序行政伦理是指行政体制、行政领导集团以及党政机关在从事各种行政领导、管理、协调、服务等事务中所遵循的政治道德与行政道德的总和。行政伦理关系是行政管理主体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履行国家行政职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可以用善恶标准去评价的社会关系。本文研究的行政伦理主体是行政机关,探讨的是行政伦理关系中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伦理关系。伦理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现在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使用。在新华字典中,“伦”是指符合道的人类行为准则。伦,顺其纹理;理,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笔者认为,伦理中最关键的是对各种利益关系做出次序安排,即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中,哪些利益要放在首位,哪些利益要放在最后,对各种关系做个次序安排。在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中,行政伦理最应明确的是要将哪个利益放在首位。二、厦门PX事件中行政伦理次...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提高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公众和政府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巩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服务型政府对服务精神的张扬和实践,是化解我国当前政府治理危机,提升政府信任的理想模式。但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现实背景下进行考察,随着我国公共事物管理日趋复杂,政府本身依然面临着有效治理的困境。因此,要通过合作治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政府信任关系。     

契约：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基石

行政官员的恰当代理和公民的自愿委托是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伦理角度来审视原来我们只是侧重其政治性而忽视其伦理性的契约,通过对社会契约的道德前提(包括对人性的解释)和社会契约中蕴含的道德原则(包括契约的道德含义和价值理想等)的阐述,即可把西方国家行政伦理关系内涵提示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强烈的美好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因为坚持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的价值理念而具有鲜明的伦理向度。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来增进自由、提升道德,从而把自由安置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美德;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来维护人民权利平等,从而把平等标定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圭臬;再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但有差别”的富裕来促进公正,从而把公正确立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原则;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筑法德协同发力的社会治理框架,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文明来构建和谐,从而把和谐肯认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指向。这四大伦理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把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为既与外域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也与本域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谐伦理价值的美好社会的现代化。     

经济转型期创新型企业员工的伦理认同研究——以道德领导、共体信任与个体需要的影响为据

研究架构以道德领导对员工伦理认同的影响为基点,考验共体信任在道德领导与伦理认同之间的中介效果,并验证共体信任对伦理认同的影响是否受到个体需要的干扰。结果发现:创新型企业的道德领导对个体的伦理认同有正面影响效果,而个体对创新型企业的共体信任程度具有中介效果;个体成就感需要与友谊需要的实现程度,会干扰共体信任与情感认同的关联,而个体经济需要与友谊需要的实现程度,会干扰共体信任与持续认同的关联。     

经济伦理学视域的经济合作及其实现途径

作为经济伦理的经济合作是经济活动中主体之间为达到某一共同目的而发生的相互协调的联合行动,是主体间以同情利他和利益为纽带而发生的经济伦理关系;经济合作也是主体的伦理特性,具有实现利益需求、延续交往关系、彰显他者意识、展示道德情操等伦理意涵;对于经济、社会和经济主体的发展来说,经济合作具有促动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经济效率,为社会合作奠定基础,强化并提升经济主体道德素质等伦理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合作,需要培育社会网络,发展社群中介;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安排;确立"用心"意识,以同情心和信任伦理作为引领。     

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地方治理创新与塑造服务型政府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其价值诉求、行为模式、治理途径等内涵均符合地方治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为了不断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