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的“智慧说”

冯契(1915—1995)教授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智慧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于一体,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智慧说”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言意之辨”的形式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从现代哲学的视阈来看,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也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正形成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西方哲学和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并决定了各自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天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哲学在上千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移花接木难成活——评金岳霖的《论道》

金岳霖的《论道》,是依傍西方哲学开展中国现代化哲学建设的一种典型尝试。《论道》虽以中国哲学的“道”为核心概念,承袭的却是西方哲学的观念和理路,遭遇的也仍是西方哲学的难题和二元论困境。中西语言和逻辑的不同运作,与中西民族不同的生存状态相关。与此相应,中国哲学史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态,其学科建设与中西哲学的新一轮比较,应当能为全人类哲学观念的更新作出贡献。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论谢无量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理论哲学不发达,谢无量则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上起易教、老子,直至黄宗羲等人的源远流长的"纯正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作了系统阐述。他比较了孔子与康德,认为孔子的悦乐主义比康德的严肃主义更有人情味儿,亦与计虑快乐之多寡的英国经验论的幸福主义有别;他比较了子思论时中与亚里士多德以过不及之中为德,认为中西哲人虽并尊中庸之道,但亚里士多德之说不及子思具有心性论之依据;他比较了孟子的良知说与近世直觉派哲学,认为二者是相通的。他区分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唯心论和心物二元论,对唯物论和实在论传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对孔子关于"知仁勇"三德之内在关系的阐发,为解决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问题——这一20-21世纪世界哲学前沿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     

“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存在着一种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的倾向。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史料“梳妆打扮”、“削足适履”去填充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因此,提出“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希望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用本民族话语来叙说的“中国哲学”。为此,我们组织了“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现推荐给读者,希望能给学界以新的启示。     

贺麟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贺麟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在他的“新心学”中,他试图融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是陆王心学）为一体,先后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论著,苦心建构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在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试论诗与哲学的关系——以冯友兰的哲学观为例

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并标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是哲学的两种方法,强调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是运用负的方法,特别重视直觉体悟,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对诗进行详细的区分和论述,构建起他对诗与哲学关系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他的哲学旨在关注人的价值、意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试图更好地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价值和哲学意蕴。     

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

熊十力强调哲学的"国民性",主张在精通中西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得中西会通,"融摄"西方哲学,结合中哲"归极证会"与西哲"精于思辨"的优点,构建现代中国哲学。《新唯识论》即是熊十力对这一主张身体力行的成果。虽然熊十力哲学中存在着随意附会与本质主义化约论两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哲学问题确如熊十力所言,多为普遍的,只是不同哲学家切近的方式不同,因此像"道"与"存在"这样的概念虽是特殊的,却可以被另一套哲学话语翻译。西方哲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包容内在自我批判与外向时代批判的批判精神,熊十力是第一个对现代性有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哲学家。虚心容纳西方哲学,首先应容纳哲学的批判精神,只有用共同的哲学话语与别人讨论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国哲学才可以实现现代化和世界化。     

孔子哲学的创造性思想评议

《论语》中出现“仁”有109处,而“创”仅一处。长期以来人们视孔子创立的儒学为泛伦理学,对其“创造”思想鲜有关注。虽然孔子没有明确提出“创造”一词,但我们可以从《论语》重“生”的思想中发掘出孔子哲学的创造性。本文从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和境界论四个层面来审视孔子的创造性思想,以期为中国新哲学建设作出有益的探索。     

哲学发展的回眸与思考

2 0世纪的哲学发展 ,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就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 ,经历了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的变革 ;就中国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 ,经历了从“哲学的断裂”到“哲学无用”的变迁 ;就世界范围哲学发展的情况来看 ,社会生活的变化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展望 2 1世纪 ,哲学发展将呈现如下特征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将从交锋到交汇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获得新的发展。     

从雷蒙·道森论“儒家的教导在现代的敌人”谈起——论王夫之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列举了某些西方学者看不起中国哲学的三条理由:一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现代性因素,二是认为中国哲学中缺乏那些只有西方哲学才有的问题,三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他认为这些理由虽然最初是由某些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所提出,但却被某些现当代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并加以论证和宣扬,从而又更为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学界的中国哲学观。本文试图依据海内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船山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来廓清道森所列举的那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道"与"真理"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由ONTOLOGY引出的哲学新界定--兼论中西哲学比较的新问题

“是论” (ontology)是西方所谓的纯粹哲学。由于中国没有这样的纯粹哲学 ,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便不能简单依傍西方哲学 ,势必要求我们探索哲学的新界定 ,并对中西哲学各自的形态作出描述。本文初步议论了由此引出的中西哲学比较的新问题 ,并且认为 ,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使中西哲学比较进入新一轮的研究。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需要实现三大突破

在当今中西方哲学逐渐会通与融合为世界哲学的大趋势下,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与新形态,必须以回归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理论和方法为前提。而要回归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理论和方法,一是必须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确立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哲学理念,以实现哲学观的突破;二是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羁绊、走出“中国中心论”的“自话自说”的思想误区,树立世界哲学的哲学理念,以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为尺度,更加理性地重新审视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和规律,以实现比较方法的突破;三是必须回归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学术语境,从哲学范式的整体上深刻揭示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以实现回归路径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意义及与其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现实关系加以考察。这种比较研究虽早已存在,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才可能由马克思主义者主导来从事这项事业。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真正自觉地进行这项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80-1990年代,学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在上海举行的马哲西哲对话会在这方面取得了广泛共识,成了我国这种比较研究的转折点。但对这种比较研究的合法性仍有待进一步达成共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化倾向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进一步澄清,对理清西方各派哲学之间的联系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特别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之间的关系还需深化,由此进一步揭示马中西哲学的关系。     

从马克思的“本体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本体论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域。有研究者认为实践的思维方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超越,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存在本体论。也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本体论形式。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应该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露的“本体观”思想中去寻找答案。本体论意义的历史变迁以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研究也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