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艺观的转换和建立——郭沫若1924年夏至1926年文艺思想试析

对于郭沫若无产阶级文艺观的转换和建立,评论界大都认为是在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的事情,尽管这中间还存在着对具体年代的争议,但以此作为转换和建立的粗线,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多数评论者在谈到郭沫若这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时,往往只重视“建立”,而忽视“转换”,忽略了其中的阶段性;在评价他的文艺思想时,也往往是注重其中的积极因素,对于不足之处则取笼而统之的     

郭沫若早期对欧洲文艺思想的研究

怎样评价欧洲的文艺思想,征“五四”时期曾是一个重要课题,在今天也仍然有其现实意义。郭沫若早期对欧洲文艺思想的研究以及他所受到的影响,迄今研究郭沫若的专家、学者还少有论及,作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共同探讨。一、对欧洲文学研究的态度     

都达夫南洋时朝文学思想散论

郁达夫于抗战爆发后远赴南洋，在那里开始他新的文学活动。他在新加坡三年多时间里，在主编的好几种文艺副刊上，为指导南洋文学创作，写下了大量文艺论文，提出了适应时代和现实的文学观点，也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某些发展和变化。全面细致地梳理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本文只就其主要之点略加论述，以窥其战时文学思想之一斑。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郁达夫早年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而此时已不再固守这一主情主义观点，认为在抗战的今日，文艺“必须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j这一观点对南洋文学创…     

郁达夫与文学研究会

<正>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郁达夫是一个颇为复杂和神秘的人物。说其复杂和神秘,这不单单是表现在他的思想与创作上,就是他的生活历程上至今也仍有许多令人费解的谜。譬如,五四时期,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公开对立和论战时,他是主要肇事者和斗士,而一九二二年首先提出双方“休战”,共同组织作家“协会”的却也同样是他。本文试就郁达夫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探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传统势力方面,两个社团是完全一致的,在创造适合我国国情,易于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新文艺这一点上,两个社团之间也没有根本的分歧。据郭沫若、成仿吾回忆,一九二○年,文学研究会还在酝酿时     

茅盾——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茅盾,作为一个小说家,早已驰名中外,但是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想就茅盾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一些粗疏的探讨。我想这对于全面了解茅盾的文学成就,了解我国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都是有所裨益的。一首先,茅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决非偶然的。这可以说是由于他那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全面的报告文学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茅盾的文艺思想,一开始就建筑在雄厚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他积极提倡新文学。在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里就提出了“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文学主张。这“人生”不是一家一户的人生,而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不是“特殊阶级”的人生,而是“平民”的人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生。进而他又指出“文学是时代反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他要求文学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     

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几乎是同时升起的两颗文学巨星。他们都是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但是,人们在评价这两位巨星时,往往只论及鲁迅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奠基作用和郭老对新诗发展的开拓功绩。这样说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却不够全面。其实,鲁迅对新诗发展,郭老对小说创作,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在新诗发轫时期,“也做了几首新诗”,“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与这种情况相类似,郭老在现代小说创作方面也起了     

论郭沫若早期的文艺功利观

目前,学术界一股认为郭沫若中、后期所持的是艺术功利观,而前期则是主张“文学无目的论和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的超功利论者,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茅盾。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至少不全面的。因为在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中,同样包含着明显的艺术功利观。     

姚文元疯狂反对六条政治标准的铁证——評《杂談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

恬不知耻地自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姚文元,经常虚伪地叫喊要“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实际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却极尽恶毒攻击和诋毁之能事。他发表在《文艺月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期的《杂谈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就是一个不容置辩的铁证。     

论茅盾与西方新浪漫主义

如果把茅盾早期文艺思想仅仅归结为倡导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或仅仅看到他所受的自然主义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茅盾晚年曾回顾自己跨上文坛之后最早形成的文艺观,其中就有提倡新浪漫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新浪漫主义也“显然强烈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因此,正确评价茅盾提倡新浪漫主义的主张和这一主张对他的文学活动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并作一探讨的。     

论茅盾与西方新浪漫主义

如果把茅盾早期文艺思想仅仅归结为倡导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或仅仅看到他所爱的自然主义的影响,那是并不全面的。茅盾晚年曾回顾自己跨上文坛之后最早形成的文艺观,其中就有提倡新浪漫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新浪漫主义也“显然强烈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因此,正确评价茅盾提倡新浪漫主义的主张和这一主张对他的文学活动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并作一探讨的。     

茅盾论作家的学习与创作之关系

作家从事创作,必须要学习。这大概是谁都会承认的。但是该学些什么,应怎样学习,学习与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却未必是人人都很清楚的。对此,杰出的作家茅盾,有很深切的体会和精辟的论述,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方面他要了解、把握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把握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全部智慧结晶——全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精华,以洞悉人类生活的动向和整个人类的灵魂。因此,作家从事创作之前的修养如何以及当他成为作家之后是否注意不断的精进,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茅盾认为作家加强学习极端重要。因为凡伟大的作家是以“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智慧作为他的创作的准备的”,而忽视这一点是十分危险的。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当时已有60多年文学活动经验、83岁高龄的茅盾,满怀深情地勉励大家“向鲁迅、郭沫若学习”,希望文艺界会产生未来的鲁迅、郭沫若(李季插话:也会产生来来的茅盾)。     

郭沫若小品散文论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剧作家郭沫若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堪称一位大家。阿英说过:“郭沫若……他在作为主要的地位的诗人而外,要说他也是一个创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散文小品的作者”。这评价很值得注意。郭沫若一生创作了文字浩翰的散文作品,有游记、杂感、自传、日记、随笔、抒情小品等多种样式。故阿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郭沫若早期诗学观中,文学的本质是“诗”,也就是“有节奏的情绪表现”,这对于理解他早期的历史剧来说,这是根本起点。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对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诠释,以“情绪”的表现为目的来解析历史剧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以图对郭沫若的早期史剧做出较为切合艺术自律的分析。     

对郭沫若诗歌制作道路的反思

目前 ,学术界以 2 1世纪文学史的眼光 ,要求打通中国现代当代 ,研究横跨现当代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郭沫若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也是个复杂的存在。本文通过勾勒他诗歌创作态势 ,从他文艺理论的偏颇和生存境遇的状况入手 ,对郭沫若诗歌道路进行反思。这将有助于我们解说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存境遇”及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机制。     

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

<正> 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郭沫若把他比之为“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日本、东欧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的自我小说作家”。象“五四”前后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外国文学也哺育了郁达夫的创作。其中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日本的“私小说”对他影响尤深。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郁达夫小说那种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私小说”这一日本所特有的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一代辞宗”的全面深入研究──读《沈约研究》

与中国古代的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研究相比，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显得较为冷落。除陶渊明、谢灵运外，其他作家的研究往往显得零打碎敲，难成系统。即使有“一代辞宗”之誉的沈约，人们对他的研究与评价也往往与“永明体”、“声律论”联系在一起，只论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很难将一个作家的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研究推向深入。林家骊先生根据其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３７万言《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１版），却是近年来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魏晋南北朝作家的专著。王运熙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就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痴狂”

蒲松龄是以痴狂自居的。《聊斋自志》里,他公开申明创作这部“孤愤”之书时的心态是“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他还认为,“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而他第一个有意识地大量地多侧面地塑造了一系列痴狂人物。明确地把痴狂人物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人物予以颂扬。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大突破和创新。在蒲之前,文学作品中并没人专门写痴狂,作家往往只是有意无意地表现痴狂,蒲之后,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痴狂也只是间或偶然地表现。只有蒲松龄,明确地提出“痴狂”二宇,创造了中国文学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痴狂人物体系。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从庾信看北朝后期的文人“节操”问题

如何看待庾信的节操问题?这是庾信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却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受传统比“德”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庾信“人品”的高下来论定其“文品”的高下。因而,围绕他的所谓节操问题聚讼不已而很难摆脱封建道德评价的影响。这样,庾信研究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对他的评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而起伏;也导致研究者从各自的主观好恶出发进行评价;一部分研究者视节操问题为禁“区”,力图回避或涉入时十分浅简。这种从先入之见出发或予以回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