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方言中的比拟性否定构式“我看你像(个)N”研究

“我看你像(个)N”构式在盘锦方言中普遍使用,表示对他人要求、建议的拒绝或对他人观点的反驳。该构式以非常规性比拟为表现形式,这种比拟方式不以两者的相似性为基础,是构式否定功能的来源,这与其非常规属性、方言特性的影响均相关。因此,盘锦方言中的“我看你像(个)N”构式是比拟性否定评价构式。相似构式“你看我像不像(个)N”与该构式表达功能大体相似,但能够进入两构式的“N”、后接句式、具体表达功能、语气等方面均有差别。     

经济人的道德性辨析

经济人的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它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抽象，不是一种假说或假设。本文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虽以利己为目的。但其行为仍是道德的，道德性是经济人的固有属性。     

人工道德承受性：社交机器人的能动性与承受性论证

智能机器人是否拥有道德权利，是机器人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人工道德能动性问题，而人工道德承受性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社交机器人作为道德承受者是否可能，取决于道德能动性的扩展论证，而扩展论证的成立又与道德承受性的标准息息相关。当前道德承受性标准主要有属性解释进路和关系解释进路两种。在论证关系解释进路优于属性解释进路的基础上，重构人工道德承受性扩展论证，从而为社交机器人的道德承受性地位进行辩护。     

论传统道德认识的比附性

道德认识有两种涵义：一是人们对一定的道德价值体系、道德理论知识的直接感受能力和直接判断方式;二是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价值目标和已有的道德倾向性,从“应该如何”的意义上来判断、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自我本身的价值的一种能力和方式。就前一层意义来看,道德认识是一种认知方式;就后一层意义而言,道德认识则是一种道德价值倾向性的表征。但是,从本质上说,二者又是一致的,它们都是道德主体发掘、把握、理解的形式,都是非理性认识的具体方式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多余性反对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要解决的是道德行为正当与否以及如何确定道德动机的问题,并为此提出了“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道德原则。批评者认为,无论是在判断道德正当与否,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上,斯坎伦的理论都是多余的,这就构成了对他的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这一反对包含程序性和动机性两种类型。然而,这种多余性反对并不能驳倒斯坎伦,因为批评者判断道德行为的正当与否和寻求道德动机的基础都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而斯坎伦的基础是个人自身的理由。从个人理由出发来理解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有助于理解某些行为正当与否的复杂理由,并且有助于确定行为的动机。因此,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     

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启示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基于自爱和同情心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马克斯·韦伯则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人的“道德人”属性。他们还研究了人的这两种属性的统一性和分离性。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和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论张载的性善恶混思想

张载的“性”论始终坚持“合两”成“性”的性论观，强调“兼而不偏”方可“尽性”，通过勤勉不息的道德创造方可达到“继善成性”之境界。性善恶混的两种可能要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中才能验证和实现，只有坚持“善反”才能实现人的“天地之性”。“有无皆性”是对自然主义“生之谓性”说的否定。张栽的“性”论是对儒家学说的深化和对中国“性”论思想的发展，是理学天理论的第一步，对后世影响深远。     

试论李翱的人性论

李翱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子思的“诚”的本体论地位，从而“性”“诚”并举，完整统一了儒家天人关系和人与人类关系两个重心。在此基础上，李翱的人性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了善恶、性情、自然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的关系。但是，李翱的人性论中包含着善性产生邪情的矛盾，正是对这一矛盾的解答引发了宋明性的二元论的诞生。     

道德作为人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的特质

道德是人的需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从一个方面表现和充实了人的本质。道德尽管是社会利益的显现,但在道德的深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联结在一起的。在道德领域中,主体的自觉性是以自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道德成为人的自觉需要时,人才能使自己的意志得到自主,由自主过渡到自为,成为“道德自我”。道德一方面要求行为主体以“利他”为目标,另一方面要求个人把行为责任指向自我。责己、自咎、正己,这是道德成为自我需要的标志和道德运行的“向我性”轨迹。     

教师制度伦理与教师个体道德辨析

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现象,教师制度伦理与教师个体道德是教师伦理道德建设的两种表现形态。教师制度伦理和教师个体道德在主体、对象、目的、评价标准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教师制度伦理与教师个体道德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表现为教师个体道德与教师制度伦理互相影响、互为基础和前提;但教师制度伦理对教师个体道德具有优先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仁爱精神

本文认为,仁爱精神是东西方文化共有的基本道德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成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客体;作者讨论了仁爱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一致性,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赋予了我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命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新的价值。     

从杜甫与白居易的忧民歌吟看主体的"仁"格差异

在以外施人道、内修人格为特征的儒家"仁学"思想模式及以阐发礼乐为目的的儒家诗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文化语境下,唐朝的诗坛上升起了两颗现实主义巨星--杜甫与白居易,他们忧民歌吟所抵达的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境界的高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任何诗人都难与俦比的,他们生命的过程就是各自用忧民歌吟诠释主体道德人格的过程.但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又使同样以仁善为怀的主体道德人格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苦身利人"式的平民诗人与"推己及人"式的贵族诗人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可以通过其忧民歌吟在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等层面上透视出来.     

侯开:阅读改变女性

创意,能不能想到前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做到前面,哪怕比别人后知后觉一点点,但是你冲到前面去做了,就算领先。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之异同及其他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然而,道德和法律之间又有某种关联,这主要是因为道德也是法,可以叫做道德法或道德律。道德和法律可以沟通,只不过沟通的方式不是道德的法律化而是法律的道德化。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法,而一般的法只是道德的底线。     

社会道德建设的社会教育路径——基于共同体理论的视角

以教育为手段使人臻于成熟理性的最高目标便是社会道德的养成,而培养这样的尽善道德观所需要的教材应该在各式各样的"共同体"里选择,以此来为人的完整性服务。社会教育就是要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团体生活和民族生活等各种生活中产生关联作用,促进生活共同体的提升。因为所有教育的根本和生活的根本均是要取得公民道德陶冶、社会道德建设完善、社会共同体和谐的终极效果。     

论三种自由

最近,政治哲学家们对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尤其是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概念给予了较多关注。概括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自由理念,它们分别是心理自由或精神自由、伦理自由或道德自由、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些自由在人的自由体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价值,依次呈现为意志自生自由、意志自主自由和意志自为自由。意志自生自由是指人们拥有对呈现在任何一次选择中的诸多选项进行慎思的心理能力。意志自主自由是指人们具有与可靠地实践那种能力相匹配的道德品质或技能,展示人们对将引导其开展慎思的诸多考虑的真实感悟。意志自为自由则是指人们在做出自由选择时得到政治保护,以至于他们能被视为自由人。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具有本质差别,后者更接近人的本质。当我们讨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时,最终必定会触及无支配自由。     

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从《论语》看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其中所阐述的“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论语》的思想影响 ,形成了中华民族提倡“修身、克己、贵贱志不渝”的传统道德观念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论《正义论》中基本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罗尔斯在其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中区分了两种善理论,即善的强理论(the thick theory of good)和善的弱理论(the thin theory of good)。前者以良序社会中的正当原则为基础,并在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框架中被广泛讨论。后者则以基本善为核心范畴,以此构建其道德哲学的实践推理基础。不过,他对基本善的设定由于游离于其义务论框架之外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然而,《正义论》对基本善的设定却是理论的必然。该理论在《正义论》中有两个应用层次:首先,它是罗尔斯的道德契约论的推理起点;其次,没有基本善的存在,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将难以在道德层面获得足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