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说

《易传》除《杂卦》而外,均成书于孟子、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其成书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系辞》、《文言》、《彖传》、《象传》、《序卦》、《说卦》、《杂卦》。作者除《说卦》为汉初方士儒,《杂卦》为汉武帝以后的汉儒所作外,其他基本上是战国末至秦、汉初的子夏后学所作。《易传》的出现体现了百家争鸣以来,儒家"以神道设教"构建儒家化形上学的努力。     

再论《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乐记》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迄无定论。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本文在考辨诸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出土文献,对《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新的论证。     

《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

关于《玉篇》的成书年代 ,宋本《玉篇序》中指出为梁大同九年 ,但由于这段文字有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 ,故后人对大同九年之说多有怀疑。本文对其疑点进行分析考辨 ,并结合有关史料 ,认为大同九年为《玉篇》成书之年是可信的。《玉篇》始写作之年历来无考 ,本文推测考订为大同四年     

《眼科良方》的成书年代及内容特色

《眼科良方》全书列方虽仅20余首,却是晚清最为流行的眼科普及类方书。目前约有50种左右的不同书名传世,其成书年代和作者等问题较为混乱。通过对书中序跋、托名作者的主要著述、与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以及方剂中药物配伍规律、内容特色的深入考察和分析。认为成书于明代的说法系源于托名作者程松崖;叶天士属托名更无庸置疑;目前多种线索和书中内容均提示应成书于清代后期;但尚不能排除程正通为此书作者的可能性,亦有可能系佚名作者的自订方剂。书中方剂明显的特点是祛风、养血活血和清肝明目药同用。最后从5个方面归纳了辨识该书同书异名的方法。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

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君道"为核心,发挥孔子解《易》的思想,强调变化转化的历史观,提倡忧患意识,注重反骄守谦之道;同时主张以德治国,正确处理君臣关系,重视以赏赐劝励臣下。其中包含了比较全面的君道思想,也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家在诸侯国政治实践的主张。     

也谈《萤窗异草》之成书年代及作者

针对传统观点的局限性 ,综合研究已有资料及成果 ,笔者认为《萤窗异草》始创于乾隆时期 ,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流传与整理过程。其作者不是庆兰 ,也不是申报馆之人 ,而是待考的才士 ;而申报馆则在该书的搜集整理及印行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考

清代讲史小说《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存在康熙二十三年和乾隆九年两种说法。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的三条立论依据并不坚实,存在漏洞。从梳理《说岳金传》中引用的《兴唐传》、《北宋金枪倒马传》、《飞龙传》等评话和小说以及《飞龙金传》和《听雨轩笔记》等资料中记录的信息来看,以上作品有文字可循的确切年代都是在乾隆年间,再加上评书艺人柳敬亭的表演内容和《说岳全传》各版本传承关系等侧面证据,从而支持了《说岳全传》的乾隆九年成书说。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王鹗《汝南遗事》成书年代辨

金朝灭亡后,金旧臣如元好问、刘祁、杨奂、王鹗等本着"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的愿望,纷纷撰著史书,以保存故国信史为己任。王鹗《汝南遗事》所记为其亲历亲见之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者认为《汝南遗事》是王鹗随金哀宗在蔡州围城中所撰,这是将王鹗记录哀宗迁都蔡州城后之军政大事的"目录"误以为是《汝南遗事》。根据王鹗在《汝南遗事·总论》中视蒙古灭金为"天开一统,地入大朝"这一事实,以及杨奂所作《读〈汝南遗事〉》诗,可以确认《汝南遗事》成书于金朝灭亡以后,约在金亡(1234年)后至元宪宗五年(1355年)之间。     

《禹贡》成书年代新论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针对《禹贡》提出了五条置疑,认为其撰写必不早于战国时代。通过解析顾氏的置疑,提出如果局限于西周或春秋时期,顾氏的置疑似难回答,但当放眼到夏商时期甚至是龙山时代,这些置疑就不难回答了。又通过对九州的排序和贡赋的分析,提出《禹贡》的内容,恰是舜禹时期的真实反映。     

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新兴量词

量词丰富,是汉语及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点。简帛文献的出土问世,特别是大量遣策、文书和医书等口语性文献的出土,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条件。量词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尽量弄清楚每一个量词产生的时间。这既是量词史研究的需要,也是词汇史研究的需要。弄清楚了每一个量词产生的时代问题,也就弄清楚了每一个量词的来源。因此,在简帛量词中最有价值的是＂新兴量词＂,即在这一时代新产生的量词。目前已公布的78批简帛文献中量词凡188个,近40%改写了以前从传世文献量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最具价值的新兴量词55个,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极富真实性的崭新材料。其中,14个量词是传世文献研究所未知的新成员,5个量词是新兴用法,更新了我们对汉语史上量词数量的认识：36个量词是目前所见最早用例,对探讨其语源及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均具有重要意义。简帛量词无论是在量词断代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价值。简帛量词的探讨也启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尤其是其中口语性文献、应用性文献的研究,方利于汉语词汇史的完善。     

重大新闻事件与图书出版

新闻受众心理存在着自身的张力,其张力影响着相关图书的出版与接受。图书正可以借助新闻受众心理的张力,实现自己的出版营销策略,使新闻受众心理在出版物中得以延伸。文章以大量的"新闻与出版互动"实例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新闻受众心理在相关图书出版与接受中的重要作用。     

论河北图书出版业与其他媒体之关系

在当今这个文化产业的“媒体共谋”时代,出版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的合作与利用等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对于产业化与市场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河北出版业来说,良好而完善的媒体关系是促进其发展的虎之双翼。归纳了现代出版业与其他媒体的主要关系,系统阐释并分析了河北出版业与媒体关系的现状,并就如何全面发展河北出版业与其他媒体的关系提出了初步建议。     

出版转型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

出版转型具有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经营机制的再造与经营理念的重塑,增长方式的调整与转变,竞争方式的提升与竞争理念的改变,产品形态的多元与升级,产品内容的独特与创新等六大时代特征。推进出版转型要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长远发展与当前发展,决策的科学性与措施的协调性之间的关系。     

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优势互补探析

从阐述网络出版的概念入手,分析网络出版的明显优势,认为传统出版应该充分把握这一新的出版形态,实现两者在出版内容、出版形式和营销机制上的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出版业的新空间。     

图书工作室与出版社竞争问题解析

图书工作室与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是当前出版业竞争的焦点之一。图书工作室借助体制优势,与出版社在人才、出版资源和图书选题等方面展开了有力竞争。这种竞争无疑对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因此,深入研究图书工作室的运作模式,剖析工作室与出版社竞争的实质,对出版体制改革和出版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     

论《易经》中的阳刚阴柔之美

本文试图以中国《易经》中所阐述的阴阳之道为切入点,并结合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的形态的划分的理论,通过分析《易经》中"丰富的意象"划分出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美学形态。     

关于李大钊几篇文稿的写作或发表时间

文章对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我的自转》等文稿的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进行了考辨,指出已有结论存在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诸儒鸣道》原刻年代考

《诸儒鸣道》是我国第一部丛书,但其原刻时间不详,这影响了后人对它的更深入研究。从避讳、刻工和思想史等因素综合判断,该书原刻时间的上限为乾道二年,而其下限则为乾道四年。     

试析《易经》与《圣经》的文化分野

从创作论角度看,《圣经》的上帝创世神话是凭借具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去寻找一切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易经》的宇宙起源图式是按照具体情景之间的比兴关系去揭示一切事物得以演化的基本法则。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看,《圣经》的律法走向了希腊和希伯来两种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整合,《易经》的阴阳则衍生出儒道两家的历史性拆解。从语言方面看,不同于《圣经》那种由理性内容所支配的叙事方式,《易》象和古代汉语都是一种具有动态性、主体性、灵活性特点的生成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