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的尚理倾向及其传达方式

所谓尚理倾向是指小说作者通过人物性格刻画、故事情节描述、结构布局的安排,以及创作动机的表露所体现出的推崇或崇尚理学思想精神的态度。《三国演义》的尚理倾向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传达:一是倡主拥刘反曹:对君臣纲常的推崇和坚持;二是夸写刘关张结义;三是教诲读者:承传理学家道德说教传统。造成《三国演义》突出尚理倾向,以及采取如此传达方式的根因在于当时社会浓郁的理学思潮,以及这一思潮影响下生活方面突出的尚理风气;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三国演义》尚理倾向及其表达还与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传统的文学教化观对小说作者作用与影响有关,同时还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文体与生俱来的说教性特征相联系。     

《左传》:《三国演义》创作的渊薮

《左传》中富有小说因素的素材、编年体为主纪传体为辅的编写体例、叙事艺术,无不为"陈述百年,该括万事"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所继承,并有所突破与创新,尤其是在战争描写艺术手法上,更是一脉相承,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战略、战术描写出神入化,从而勾勒出精彩而生动的战役,诸如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等。     

论《三国演义》中袁绍的人物形象

在《三国演义》中,年少时的袁绍是一位有名气、血气方刚的少年才俊;而中年的袁绍却成了一位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和心无主见、胸无大志的庸主。此外,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没能处理好诸子关系,致其二子相残,基业速亡。小说中的袁绍形象基本上符合历史原型,作者罗贯中充分利用《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中的基本素材,塑造了这一悲剧人物。袁绍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整部小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陪衬作用,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给后世留下了无言的启示。     

从《国殇》出发分析《九歌》的创作意图及性质

历来学术界对《九歌》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对待《国殇》的问题上说法不一。有的学者主张将《国殇》从九歌中删去,有的则干脆认为《九歌》只是祭祀诗而无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国殇》入手来分析《九歌》,从而论证《国殇》不仅是《九歌》的一个部分,而且《九歌》的性质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不仅仅只是祭祀,而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三国演义》文化品格论

《三国演义》是融多种文化于一身的古典名著。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是其主要的文化品格，其中又以市井文化作为文化品格的本质，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经济基础。     

论《三国演义》与关帝信仰的形成

关帝信仰的形成及传播和《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1．关帝集忠勇孝悌、仁义礼智廉耻信等传统美德于一身的神格品德,不仅源于历史上真实的关羽,而且更多的是源于罗贯中按照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以及独特的文学审美观而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2．关帝卧蚕眉、丹凤眼、赤面长须、手提青龙刀、坐骑赤兔马、左关平、右周仓的神明形象也与历史上的关羽不一致,而是来源于《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3．随着《三国演义》的刊行和传播,关帝信仰也逐渐从中原传播到汉族以外的蒙、满、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且越过国界在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以及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和大洋洲,均有重大的影响。     

论《三国演义》诸葛亮故事之移花接木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最光辉的形象,其塑造方法除在史实上进行夸张之外,其他诸如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七星坛祭风、二气周瑜、智取汉中、奉召班师等故事都是根据历史上其他人的事迹综合加工创作出来的。     

《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塑造

经由刘备形象塑造问题,深度揭示<三国演义>文体性质.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交织在<三国演义>的文本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经典论述,是在忽略<三国演义>文体性质的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从动机上看,小说历史叙述的部分并未完全回避刘备性格中"伪"的方面.从效果上看,文学描写部分所作的"长厚"的性格规定也受历史叙述的影响而失去权威.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尽管“义”贯穿小说始终,但由于“义”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忠义难挽颓波,这就使三国的历史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个道德的大悲剧。本文着重在于通过对理想人物(即悲剧主角)的性格分析,展现“义”是如何在同一人物或不同人物身上得到矛盾统一的,从而能对“义”——这一对数百年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内容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小说,尽管其题材有历史的依据,但作为一部小说,其本质品格则是虚构的,是作家想象与虚构的产物.这在构成小说基本要素的结构框架的安排、人物形象的描写、情节走向的设置以及兴衰存亡的溯源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状况活跃 ,关于版本与作者、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地域文化与《三国演义》以及电子化数字化研究等新方法问题 ,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学术界热烈的研究探讨气氛 ,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老中青的结合 ,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 ,及时交流 ,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三国演义》“贼”义解析

大量使用“贼”是《三国演义》（毛评本，下同）的一大特色。“贼”在《三国演义》中有诸多义项：一、表狠毒凶残，罪恶滔天者。其贬义程度最重；二、表不忠不义者。其贬义程度重；三、表阳奉阴违者。其贬义程度较轻；四、表才能低下者。其贬义程度轻；五、表敌对者。其贬义不明显。     

《三国演义》主题复合论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任何一部成功的小说都有明确而突出的主题,而不同题材的小说主题自是不同。《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承继了自先秦以来即已形成的、悠久而厚重的、以史为鉴的历史传统,旨在通过叙述和反映三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来揭示历史的分合、王朝的兴衰,进而表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人心所向。因此,《三国演义》当是表现以歌颂统一为核心,同时也反映历史分合和王朝兴衰的复合主题。     

《三国演义》与人生智慧

《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表现在五个方面：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大致可以分解为政治智慧、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人生智慧。其人生智慧突出表现为五点：积极进取的人生目标;博大宽厚的爱人之心;真诚坦荡的交友之道;知人知己的深刻眼光;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