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蔡体”之体格探赜

金初词坛由吴激、蔡松年独领风骚。吴、蔡的创作赋予金词以伉爽清疏的特质，形成不同于两宋的清劲风骨。吴、蔡的创作确立了金词史上第一个开宗立派的词体范式——吴蔡体，即清旷俊逸、萧散疏放的总体风格。其刚柔相济的手法熔豪放婉约于一炉，开一代风气之先。吴蔡体开启的金词特质可以弥补南宋词“文弱”之不足。     

析“书品即人品”之误兼论书品的决定因素

书品作为一种艺术境界的品级,它与道德范畴上的人品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而书家的才学性情和审美修养等才情意义上的人品却对其书法水平起到制约作用。“书品即人品”这一命题将两种不同范畴的审美概念划上等号,违背了书法艺术的审美规则,在逻辑上和统计学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影响书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加强自身学识修养、提高笔墨技巧是书法学习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与此同时,良好的创作心态以及工具条件也对作品质量有直接影响。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释“公”——兼论人类学对上古汉语文字本义辨识所发挥之宏观效应

一、序说 考察一个汉字的较早含义或寻求其本义,当然必须从它的文字形体早期结构分析入手,但绝不能仅停留在这一点上。经过字形结体分析之后,还应当自始至终联系古今汉语语言材料对语音声变规律、词义使用状况进行由表及里和由此及彼的一番细致研究,否则必然流于望文生训或陷入测字猜谜的泥坑。     

《庄子》中“独”之哲学内涵探赜

《庄子·天下》篇论庄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为会归,"独"是庄学一个极重要概念。道体是一种近乎西方哲学"存在"的中国古典表达,绝对独立性、不可分性、无偶对性是道体内在规定性,这是道体之独;庄子道论是一种生命境界,因此对道的体悟也是一种生命独体的自我体验而不能于外有征,这是体道之独。独意味着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存在者的独异价值,这关乎庄子齐物的玄旨;而当生命在剥落掉一切外在功名之后,只剩下生命的独体,逍遥即以此而可能。庄子对独立道体的信念最终高扬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的典范。     

释“寿”──兼论中国先秦时期尊老敬老习俗

释“寿”──—兼论中国先秦时期尊老敬老习俗江玉祥“长寿”在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中居首位，《尚书·洪范》有“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唐朝孔颖达疏曰：“五福者，谓人蒙福有五事也。一曰寿，年得长也；二曰富，家丰财货也...     

《诗经》“雨雪霏霏”考辨──兼析《十三经注疏》对《诗经》八处“雨雪”之训释

《十三经注疏》将《诗经·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一句中的“雨雪”释为动词“下雪”,通行的诸多注译本和教材也都如此解释。但从训诂学、语法学及《诗经》自身体例等角度分析,“雨雪霏霏”中“雨雪”应为名词,即“雨”和“雪”之义,“霏霏”为形容词,即“雨雪盛貌”。此外,考《诗经》其他7处“雨雪”,应释为名词的为《邶风·北风》“雨雪其雾”与“雨雪其霏”以及《小雅·出车》“雨雪载涂”中的“雨雪”;应释为动词“下雪”义的为《小雅·信南山》“雨雪雰雰”和《小雅·頍弁》“如彼雨雪”以及《小雅·角弓》“雨雪瀌瀌”与“雨雪浮浮”中的“雨雪”。     

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兼析“农家乐”

旅游产品必须适应旅游市场的需要,而国内旅游产品应更多地重视现代旅游主要是大众化的休闲度假这一特点。“农家乐”的迅速发展是因它适应了我国城市工崭族周末休闲度假低档消费的需求,它的产生引起了“旅游资源”概念和衣业生产资源利用观念上的巨大变化。     

对《氓》之“復关”误释的梳理

对《诗经·卫风·氓》中“关”的误释由来已久，影响也根深蒂固。郑玄首先无视其“返关”之义，误释为地名，再借指为氓，孔颖达的疏、朱熹的传也均持其说，至今仍占主流。本文梳理了这种错误所形成的原因，指出错误所在，同时认为清代陈奂的“返关”说是正确的。并从语言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方面来论证“返关”说的正确性。     

论陶潜隐逸诗的极致境界──兼释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论陶潜隐逸诗的极致境界──兼释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唐登高“无我之境”：审美静观的极致“无我之境”，是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诗歌美学命题。“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     

背负着自由之轭的“人”——黑格尔哲学之人学意蕴探赜

黑格尔的哲学与他对人及其自由的理解密切相关。在一种泛神论的体系中，黑格尔表明了人是绝对自由的，并且，人又只能从当下的世界中寻找到真实合理的自由。自由即是人对其生命的自觉，随着这种自觉，人从其自然的知足状态中跌落出来，不得不自主地、创造性地重建其生命。自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是对虚无和有限的永恒宣战，因而它也成了人生命中无可推卸的重轭。自由的辩证运动也描绘了现代人随启蒙而来的精神困境。黑格尔把认识视为摆脱这一困境、实现自我与世界和解的根本途径，反映了他的理论中唯灵论的缺失。     

谈“”、“浆”、“浆”的意义──权威辞书训释订误兼谈简帛文献的语料价值

谈“”、“浆”、“浆”的意义──权威辞书训释订误兼谈简帛文献的语料价值@张显成$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市40071...     

“汩”之音义关系考——兼论古书混淆“汩”“汨”字形之误

"汩"与"汨"本不同字形,但由于都与水有关,又加上篆书隶变的原因,古籍多有混淆。"汩"之音有三:"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古代辞书中"汩"之音义搭配有时出现龃龉现象,原因是"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三音实为一声之转,其最初读音为"于笔切",最初的基本意义为"治水","沉迷"、"疾行"、"水流"、"光洁貌"、"涌波"等都是其引申的结果。汉语中,"汩汩",同"",表"水流动的声音或样子",本应读"于笔切",即"yùyù",由于受俗音"古忽切"的影响,今音已约定俗成,读为"ɡǔɡǔ"。     

劳动价值论与市场价格──兼析“供求决定价格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把市场价格的形成简单地归结为由供求决定。劳动价值论仍然是人们科学地认识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旧价格体制的弊病并不在于劳动价值论的“误植”，而恰恰反映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违背。供求与价格是处于相互制约的同一层次的经济现象，那种仅仅用供求关系去说明价格的停留在现象层次的描述，并不能代替对事物本质的内在属性的揭示。况且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存在许多不能仅仅由市场供求来调节的市场价格，还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     

释“昔”——兼论“昔”与“腊”、“臘”之关系

论文运用"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对"昔"的古文字形进行了考释,辨正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该字借义为本义之误,依据甲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及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探究了"昔"的早期构形及其构意,并梳理了"昔"与"腊"、"臘"等字错综复杂的关系。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社会革命”范畴之浅探——兼论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之标准

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性”和“彻底性”问题,是近年来颇受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由此论争而引出了一场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标准的讨论。关于革命彻底的标准,或曰主要应依靠对旧的封建制度的摧毁程度;或曰主要是看革命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等等。一些论者还援引了列宁的有关论述,“资产阶级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完成了它所应该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如何理解列宁的这一论述,史学界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分歧很大。追根溯源,笔者认为,造成这些意     

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音义辨正——兼释“孟夏草木长”之“长”

一些译本、教材等对于陶渊明诗歌《归园田居》其三"道狭草木长"一句中的"长"字注音释义颇有分歧,意见有两种,一是应读cháng,作形容词,义为"长短"之长;一是应读zhǎng,作动词,义为生长旺盛,丛生。孰是孰非?从词语"草"、"木"及"草木"与其后词语的搭配情况,以及诗句意义、陶诗用语规律等角度来看,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应为动词,读zhǎng,义为"滋长"或"丛生"。另外,陶诗《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中的"长"也应为动词,读zhǎng,义同"道狭草木长"中之"长"。     

《圆圆曲》之“苦留后约将人误”新析

“苦留后约将人误”是《圆圆曲》中展示吴伟业婉曲行文风格的极具代表性的一句诗,然而以往的评论文章中很少有人关注、分析之。本文认为,“苦留后约将人误”中的“人”不单指陈圆圆,还包括背后隐含的吴三桂、吴伟业、中原老百姓等对象。同时,该句还可看出吴伟业对吴三桂的情感倾向,即同情、讽刺互为交织,二者几乎平分秋色。     

“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试释──兼与胡义成先生商榷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对恩格斯的这个定义见仁见智。其中比较接近恩格斯原意的，是德国学者瓦·图赫舍雷尔的看法，即“归根到底恩格斯的定义是，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但是，他把这个“使用价值”解释为萨伊的“效用”则不妥。所谓“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其实质是商品的一般使用价值。近年来，国内比较有影响的种观点认为，恩格斯的定义是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综合”。其实这是“误读”恩格斯的“生产费用”所造成的“误解”。恩格斯的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但是，由于它克服了效用价值论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因而它的理论贡献是独特而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