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地域范围和地域区分探析

城市地域范围和地域区分是城市研究的起点。但我国学术界在较长时间的讨论中,一直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本文拟从"实质城市"地域的角度,并考虑到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探讨了城市地域,包括它与外部——乡村的区分和它的内部构造——中心区、边缘区和郊区的区分方法。本文提出,可用建制市内全部"区"作为城市地域,而在城市地域内,根据各部分地域的人口密度、在业人口中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昼夜人口比和三产区位系数等指标来区分城市的中心区、边缘区和郊区。     

198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分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分布变化的特点是从居住地看,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人口分布趋向于均等化;外围区人口迅速增长、地域人口密度差别很大;郊区人口缓慢增长。人口分布向单极集中。从工作地看,从业人口继续向城区,特别是市中心区集中,但城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第三产业人员增加,且比例在提高。由昼夜人口算得,中心区的昼夜人口比提高,外围区的昼夜人口比减少。以上变化说明,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城市地域扩大的同时,中心区的中心地功能也在加强,各地域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晰。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我国特大城市的功能布局与人口疏解研究——以北京为例

特大城市功能准确定位被认为是破解"城市病"的一项良策。以北京为例,从城市功能结构入手,在分析其城市功能及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探究特大城市功能布局在疏解人口规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缓解城市病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十年间北京政治功能较为稳定,经济功能明显增强,文化科技功能有所减弱。北京各区县实际发展不符合城市内部主体功能规划、政府投入偏差等原因加重了城市功能调控人口规模难度,因此,应该促使城市发展与其功能定位相符,减少核心功能区在经济功能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尊重市场机制对人口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才有利于缓解特大城市的"城市病",达到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目标。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从人口动态看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

文章根据1982、1990、2000年3次人口普查资料讨论了中国中心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发展。数据分析表明,1982~2000年,中国中心城市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区域变化引起的,而是城市地域自身人口的增加;并且主要不是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由于人口迁入引起的。人口增长的结果,导致巨型城市和大城市数目的增加。中心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增加的类型表明,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动大都表现为郊区→边缘区→中心区和中心区→边缘区←郊区两种类型,说明大部分中心城市尚处于形成、成长和扩张时期,出现中心区→边缘区→郊区类型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只有上海市。这表明,中国城市极大部分还处于城市化阶段,只有上海市开始出现人口郊区化。     

大城市的人口只能主要靠行政手段调控吗?——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数患上了城市病且日趋严重。这些城市是"人满为患"吗?只能靠行政手段调控人口吗?本文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入手回答了这些问题,认为人口承载力的传统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屡屡相悖的原因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误判,提出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他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成本要素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承载力,然后基于生产函数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数理表达并代入北京的数据进行了论证。以这些分析为据,认为主要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是不合理的,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的直接成因不是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的情况下政策失当,正确的调控方法应该是以业控人、合理布局。     

江西人口城市化进程研究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 ,江西省人口城市化进程有明显的特征 ,但纵观江西发展 2 0年 ,已不难看出江西城市发展尚存在主观战略与客观实际的矛盾 ,按照人口经济地域分异规律 ,江西省新世纪初人口城市化的政策应立足实际 ,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对人口迁移的要求 ,逐步形成以城市密集区 ,大中城市吸收人口为主 ,小城市、农村和小城镇吸收人口为辅的人口城市化格局     

走向城市化的中国人口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态势逐渐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本文指出当前人口流动和迁移已超越生育与死亡,成为决定我国人口形势的主导力量;面临着全新的人口形势,我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人口城市化的到来。文中通过对北京和德国的案例分析,从"城市体系"的视角来考察城市规模,提出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目前需要的不仅是在理论上正本清源,认清城市化对我国现代化的实现的重要意义,而且要在实践中消除妨碍人口城市化的种种不利因素,从各方面为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以积极推进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