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在苏北救灾述论

抗战胜利以后,苏北遭遇了天灾与兵祸的双重肆虐,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国民政府为安抚后方并控制这块战略要地,开展了放款、防疫、工赈、遣送难民、举办粥厂、治蝗等救济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自身能力的薄弱,国民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安抚苏北的目的。     

1945年后南京政府合法性的缺失

中国人民历时八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携抗战胜利之余威的南京国民政府,本来最有希望成为中国官方的合法性政府,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这种合法性。政治方面：和平建国方案搁浅,中央权威构建受挫;经济方面：经济复苏计划落马,国民生存状况急剧下滑;思想方面：思想上产生离心力,信仰教化体系边缘化。种种现象表明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逐渐缺失,最终丧失大陆政权。     

事与愿违的援助：国民政府与韩国光复军之组建

1940年9月17日,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韩国临时政府方面认为光复军应为中国军队之“同盟军”；而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其性质应为参加中国抗战之“志愿军”。这种理念分歧导致光复军正式编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终,国民政府制定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光复军得以编组成立。但中韩双方之分歧并未因此弥合,光复军之隶属问题反成为此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作战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为抗日救亡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战更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刘湘率领四川军人服从抗战大局,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出川抗战,对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筹建方案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坚持对日作战及其对于反法西斯联盟总体战略的巨大支持，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并获得国际认可，自近代以来首次进入大国行列，在联合国的筹建及其宪章的起草上都发挥了大国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时期联合国筹建方案的最终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而这一方案确立后直接指导并影响了中国代表团在之后数次筹备会议上的指导思想和外交策略，并对联合国的成功创建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湖南铁路建设述论

抗战时期湖南铁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湖南铁路的修建是国民政府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为此,广大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湖南铁路对于支持国民政府持久抗战以及促进战时湖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湖南铁路的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受战况、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和战态度的左右,从而出现了几次重大转变。但日本不论是采取和谈的方式还是扶持傀儡政权,或后来在一些和谈条件上的让步,其全面灭亡中国的意图始终未变。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终未投降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战后中苏东北问题交涉与国统区的民众运动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交收问题成为中苏间重要议题之一,但国民政府的多次对苏交涉均处于下风。而苏联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延迟撤军,加上苏军的一些违纪行为,终于激起中国民众的不满。1946年2月爆发了蔓延全国的民众抗议示威,国民政府由最初的始料不及到被动应付,并引起国际的关注。在民众运动和国际压力下,苏联最终被迫撤出东北。     

略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国防政府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寇的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日益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国民政府被迫从内政、外交、军事、财经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准备与民族敌人作战,为日后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国民政府为发动、组织和指挥全国抗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     

国民政府中后期的地方自治之实施及其启示——从新县制实施效果的角度分析

［摘要］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在清朝末年引入了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新县制是国民政府后期所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得到最全面、最认真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政府及各界人士为推行新县制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制度和现实脱节,其根源在于政治法律制度不能保障人民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人民也无法感受到制度的宝贵和需要。政治法律制度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保卫,这是中国近代很多政治法律制度最终成为一纸空文的根本原因。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主因有二:一是财政危机；二是严重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后者,实为政府最终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自身调整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国民政府时期,民主与专制在政治实践中呈现一种离合态势,近代中国为民主与专制提供了同时存在的空间,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专制政治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专制政治的选择又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个人所得税制度略论

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截止1949年,它经过了三次修正。所得税的实施,使得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薪俸收入在法定范围之内有所减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日抗战的财政基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个人所得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战后继续开征所得税则值得商榷。因为财政的进步并不在于财政本身,而在于发达的经济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落后的经济、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就注定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最终只会无疾而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是中英外交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适时而变,体现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取向。     

1944年新蒙边境纠纷的解决与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协调

1940年代初,新疆政府由亲苏转向归顺国民政府以后,中苏双方即开始注重发挥美国的协调作用.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下,美国于1943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开设了领事馆.蒋介石在利用1944年新蒙边界纠纷,基本达到移师新疆、试探苏联对外蒙的政策等目的之后,需要美国发挥协调作用,修复暂时受损的中苏关系.为了联合盟国,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反抗法西斯势力,美国最终不负国民政府所望,发挥了协调中苏关系的作用,实现了新蒙边境纠纷的和解.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邮件检查制度述论——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统特务机关在国统区建立了常设邮件检查机构,形成了一整套邮件检查制度,邮件检查组织得到极大扩张,检查空前严密。直到抗战结束半年多以后,国民政府才停止对邮件的全面检查。邮件检查是对人民言论通信自由的破坏,同时也对邮政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信誉产生了不良影响。     

国共内战中的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流亡学生—以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为中心

因国共内战的影响,1948年初大量东北学生流亡北平,这给地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北平当局无力安置东北学生,双方关系因而较为紧张,最终导致七五事件的发生.事件后,北平、南京、沈阳之间围绕事件的善后与调查展开了一番博弈.北平当局操控舆论的做法难以为东北各界所接受,但北平与东北当局又因流亡学生问题而相互倚赖.对于北平当局的暴行与国民政府的低效,东北各界反应激烈,地方意识亦急剧膨胀.迫于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但在内战紧张的情势下最终仍不了了之.     

论抗战时期的湖南赈灾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人民不仅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祸患,而且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发动全省人民积极进行赈灾救灾,重建故土家园,采取了急赈、蠲缓、平粜、工赈、放贷、防疫、募捐及难民救济等赈灾措施.这一时期的赈灾,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政府政策的制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客观上安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促进了抗战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