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杜甫三首望岳诗

杜甫的三首“望岳诗” ,是杜诗登览诗作的精品。其中 ,东岳诗偏于表现青年杜甫的豪情志向 ,西岳诗则偏于表现中年杜甫忧谗畏讥 ,遭贬以后重新济身朝班参与政治的希望 ,而南岳诗则偏于表现老年杜甫冀望统治者修明政治的思想。     

泰山记行

中国名山首推五岳,而泰山又是"五岳之尊"。我知道泰山是始于李健吾《雨中登泰山》,向往泰山是在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甫《望岳》中的诗句之后。泰山地处华北平原东侧,盘亘于山东省中部,总面积426平方公里,主峰位于泰安市北。虽然海拔并     

登高才能望远——读杜甫诗《望岳》有感

我参军入伍时,军营就驻扎在泰山脚下。东岳泰山巍峨雄伟,我多次和战友们登上泰山放眼远望,心潮澎湃之际很自然就想到了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是如此雄伟,青翠的山色望不到边际。大自然在这里凝聚了一切钟灵神秀,山南山北如同被分割为黄昏与白昼。望着山中冉冉升起的云霞,荡涤着诗人杜甫的心灵,他极目追踪那暮归的鸟儿隐入了山林。《望岳》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诗人来到了泰山脚下,     

关于杜诗《望岳》的立足点

明确杜甫写《望岳》(“岱宗夫如何?”)的立足点,是理解和分析这首诗的前提和关键。历来注杜诸家对此问题都很注意,明王嗣奭《杜臆》说:“公盖身在岳麓,神游岳顶,所云‘一览众山小’者,已冥搜而得之矣……非真须再登绝顶也”;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说:“此望东岳而作也”;浦起龙《读杜心解》说:“末联则以将来之凌眺,剔现在之遥观”。这些意见比较一致地认为诗人没登泰山,仅望东岳而作诗,立足点在山下。近来有许永璋同志的文章(注)却认为这些意见“把‘光焰万丈’的诗篇笼罩在‘万重云雾’之中……这首名诗,就这样被误解了一千余年而不得其解。”误就误在诗的立足点上。文章的意思很清楚,也很有分寸,认为《望岳》不是在山下望岳时写的,而是在诗人已登泰山之峰,只是没到泰山绝顶时写的,立足点在山上。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当时诗人虽然登上日观峰,兴     

论杜甫望南岳诗更胜望东岳诗

在杜甫的同题《望岳》诗中 ,同是五古的望南岳衡山诗比望东岳泰山诗 ,气势更加雄阔 ,笔法更加奇崛 ,结构更为复杂 ,内容更为丰富。它在礼赞南岳的同时 ,突出了高昂不屈的人格精神 ,融入了国仇家恨之思 ,展现了杜甫精神世界里信奉道教的一面     

《梦李白二首》之梦的解析

以弗洛伊德及荣格等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参照,通过对《梦李白二首》的解析,回顾李白和杜甫同游齐梁的诗歌对话,探索杜甫之所以入梦的现实基础。以此发掘李杜"惺惺相惜"和杜甫潜意识里蕴藏的对命运不平,对现实不满的深层原因,及其忠君爱民的政治理想的来源。     

白先勇《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

白先勇认为,“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本文试从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对照入手,说明杜甫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谈杜甫《望岳》的视点

对于杜甫名作《望岳》的视点,从古至今,聚讼纷纭。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指引,阐明它采用的是一个旅游观光者从远至近、由高而低的移动式视点,尤其着重分析了末联成功的原因,力图廓清前人之谬误及片面,给诗作一个恰当的解释。     

读吴伟业诗词曲

吴伟业是清初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著名文学家，诗、词、戏曲均所擅长，并且有人还认为他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本文是关于吴伟业诗词曲的一组阅读心得和发现，主要包括：（一）从《穿山》诗及其与杜甫《望岳》、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等作品的联系谈到成才与立志的关系；（二）《梅村咤句的出处、影响及其社会学和文学史的意义；（三）关于《临江仙·逢旧》词的两种不同评价以及对前人评价的来源考察和对今人评价的商榷意见；（四）《秣陵春》传奇曲文被历史小说《隋唐演义》引用嫁接及其所反映的家国兴亡之感这一共通主题与清初文学思潮的联系。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探源——以《文选》为中心

《文选》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一个重要艺术渊源。具体地说，《古风》组诗在主题、风格、创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受到《文选》《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十七首》、左思《咏史八首》及郭璞《游仙诗七首》等的影响。藉此不难发现，李白和杜甫一样“熟精《文选》理”。     

杜甫诗中的"尧舜"情结与文化传统根源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追溯杜甫诗歌中的尧舜崇拜、祖先崇拜与杜氏家族意识根源,对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渊源,有较大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胸怀博大,爱民如子,其诗屡次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民苦拈须,屡歌"尧舜"非无因,他是远古时期杜国杰出的远裔,诗歌王国伟大的旗手.杜甫的家族情结颇浓,他在内心深处以远古帝"尧"为祖先.一帆风顺时,他歌唱尧舜,在窘困岁月,杜甫更是把"尧舜"作为精神上的太阳与支撑,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他心中潜存的追念杜氏先祖尧、尧裔杜国及杜甫的家族观念,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姓氏文化的特质,从心理深层而言,这是杜甫爱国情操来源之一.多年来,这为学界所忽略.     

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

杜甫关于蓝田二诗是写在崔氏山庄与母系亲属聚会之事，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这与王维、王缙及杜诗所叙环境位置相合，新出《崔汪墓志》亦证明蓝田有崔氏墓地。杜诗中白水舅氏有兄弟三人：白水明府崔顼、少府崔顶与崔预，名人崔造、崔弘礼是其孙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权德舆为崔氏所作墓志均将尉、令误书。新出权璩、李仍叔所撰崔氏墓志亦误，唯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与崔顼一系共五世祖，杜甫虽少直系舅亲，而与舅系关系密切。在战乱前，杜甫已托邻县舅辈崔顼、崔顶关照安置在邻县的妻子，杜甫到华州后可能又将妻子安置到崔氏舅家，大历初其弟也将妻子安置在蓝田崔氏山庄。     

杜甫夔州诗创造心态窥探

杜甫夔州诗数量大,质量高,被杜诗学界认为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代表。这与杜甫此间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大致有如下特征：以诗为一生的事业;以诗为一时的职业;左拾遗一职的得与失对诗人杜甫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成都对杜甫的接纳与成都对杜甫的改变

被杜甫喻为“宇宙蜀城偏”的成都,在杜甫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杜甫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官员、亲旧、邻里甚至僧寺不仅敞开胸怀接纳了他,而且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他的审美情趣、诗歌风格、生活方式与诗学独照。杜甫一生流离颠沛,只有在成都,才得到难得的喘息。诚如仇兆鳌所言“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这成都的“少休”,竟成就了杜甫与成都的一段经典“传奇”,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注定要永放异彩。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性”

中国文化重视“合和”与“集成”。在文体学上,合和与集成主要表现为文体浑和。文体浑和的最高形态是“大成文体”。大成文体是随机浑和与集成所有文体的结果。大成方“全粹”。杜甫向号“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文体写作方面。于不同的文体,杜甫写作的“集成性”的程度亦参差。杜诗可谓“集大成”;杜赋可谓“集中成”;杜文可谓“集小成”。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小成”与“中成”都尚有待于提升至大成境界。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甘泽谣》之杜甫二事补遗考略

从晚唐袁郊所撰传奇集《甘泽谣》出发,结合《唐书》及其他资料,对相关杜甫的二事进行了补遗及略考。一事为杜甫恃才傲诞,为人所厌,自青年至晚年,向来如此。另一相关事为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焦遂,其人狂放不羁,好酒善辩,然其事迹仅见于《甘泽谣》,故显得弥足珍贵。此二事,对后人重新审视杜甫其人及考察其《饮中八仙歌》,都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