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关雎》经典化路径多样性研究

《诗.关雎》的经典性价值分别体现于中国古代的诗教、乐教、女教以及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在《关雎》经典化路径开辟与拓展的历史过程中,孔子的权威性阐释与国家权力显性介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确立了中国古代主流的解经思路,后者建立起诗歌文本经典化的快速通道。而后世读者经学化和去经学化的解诗立场则分别导致《关雎》经典化路径的延伸与新变。     

《周南·关雎》系年辑证

《关雎》为周南地区贵族青年举行成妇礼仪时之祭歌,当为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前后所作;其创作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西周晚期的周幽王之世（前780—前771年）,下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的周平王之世（前770—前720年）。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理想婚姻之典范——《关雎》诗主旨辨证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四始"之首,关于诗主旨历来聚讼纷纭。然就文本层面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层面礼乐制度的制约来看,《关雎》诗都体现了一种符合封建礼乐文化的有节制、有理性的男女恋情,是诗经时代理想婚姻的典范。     

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

《葛覃》治葛、师氏、归宁等描写均透露出其与昏礼有关.葛之长成、女子受教于师氏,需历经三月,若以庙见礼释之,则能更好地解释这首诗的主旨.孔子熟悉这一礼制,故言此诗合乎人性、人情,意为嫁入夫家而不忘父母的人之常情.诗篇原本描述的是初嫁女子行庙见之礼而成妇的过程,齐、鲁、毛对于诗旨的解说纠结于已嫁与未嫁,逐渐偏离原义.《齐诗...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诗经·鲁颂·駉》新注

在《诗经》的各种注本和译本中,虽然大部分词义释得较为精确,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词义的解释往往流于简单粗糙,对前人的注解没能加以比较区分给出正确的词义,更在某些古人解释有误的地方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为《鲁颂》作注并在词意上给其一个合理的解释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是为《鲁颂》四首诗之一的《駉》所作的注解。     

质疑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

根据刑法第 9章渎职罪各条文规定 ,渎职罪主体 ,除个别犯罪外 ,都是特殊主体 ,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渎职罪的主体 ,不能构成渎职罪。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扩大了渎职罪主体的范围。这违背了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     

《庄子·齐物论》主旨新探

学界所言《齐物论》是表达大小、是非、生死、贵贱、彼我混同为一没有分别的思想,这个认识是不准确的。《齐物论》实际是说万事万物的是非好坏、美丑善恶是不能判断和确定的,世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和固定不变的标准,不能用某一个标准去要求和规范万事万物。     

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本身具有的开放性、概括性与案件的丰富个性产生的冲突,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之间出现的矛盾等都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来协调。正当性又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尤其重要。法律解释的正当性问题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来考察。法律解释的形式正当性包含有权解释的主体和解释的程序两个方面,法律解释的实质正当性则是指法律经解释后所得到的解释内容的正当性问题。     

《刘子新论》新论

《刘子新论》又名《刘子》 ,当为北齐刘昼所作。学术体系属于杂家。其内容政治上主张儒法兼用 ,君以民为心 ,法因时而变 ,要善于发现并合理使用人才 ;哲学上提倡名实并秀、言理兼得 ,认为祸与福、利与害可以互相转化 ;美学上肯定美感的共同性 ,美与丑的相对性 ,主张内容重于形式 ,重视美的实用性 ;在道德修养方面 ,宣扬清心寡欲 ,不竞不争 ,重视学习 ,讲求诚信 ,忠贞不二 ,爱惜时间 ,戒骄戒满。不少观点虽杂取前人 ,但亦多有发挥 ,时有可取     

论法律文义的一般与具体解释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与核心。一般的文义解释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方式进行的解释,一般通过在立法与法学研究中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对法律条文的语法与句法进行界定、解析完成。具体的文义解释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一般文义需与案件个体情况相结合,通过参照其他解释方法而确定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法。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关联—顺应模式”新诠释

＂关联—顺应模式＂解释了言语交际中发话人话语生成的过程。在这一基础上笔者提出新的＂关联—顺应模式＂,旨在从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的角度全面解释言语交际过程。实例表明,无论是交互式的言语交际还是独白式的言语交际都能在新的言语交际语用解读模式框架内得到较全面的阐释。     

《狂人日记》文学主题的文化语境释读

小说主题的释读,是文学释读的核心。对《狂人日记》文学主题的文化语境释读,不仅可揭示小说创作的深层历史文化情境,而且可以深入理解“救救孩子”乃鲁迅作为启蒙者生命意志的全部承诺。     

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研究

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演变,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已不再被禁止,但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刑法学界却持一致的否定态度。不过不容否认的是,我国颁布的相当一部分刑法司法解释中却着实存在着类推解释现象。同修改刑法和法官造法相比,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在填补法律漏洞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笔者认为应当正视类推解释在刑事司法解释中的客观存在及其积极作用,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完善其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