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评价学术讨论会”综述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在蔡锷诞辰一百周年暨护国战争六十七周年前夕,云南省史学会、云南省护国运动史研究会和《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发起组织了“蔡锷评价学术讨论会”,邀集京、沪、湘、鄂、粤、桂、川、黔等地专家与本省学者一道,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蔡锷评价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会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昆明举行。对于蔡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当怎样全面地、科学地给予评价,会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同志认为,蔡锷虽然参加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并在其中作出过积极贡献,但其一生在政治上主要是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从青少年时代起至辛亥革命前,蔡锷始终信奉改良主义;在辛亥革命中以至云南军都督任内,他的表现错综复杂,     

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宪政会耆老会的夺权和滇军侵黔

贵州宪政会耆老会的夺权和滇军侵黔,是贵州在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有密切联系的两次重大政治事件。这两次事件对以后的贵州、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了解这两次事件的经过及其后果,对研究贵州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都是有帮助的。一辛亥革命前,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的是自治学社。这个革命团体在政治上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并以团体的资格加入同盟会,不过为了便于活动,它仍沿用自治学社的名称。     

蔡锷与黄兴

蔡锷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梁启超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蔡锷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黄兴也有频繁的交往,知之者却甚少。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蔡锷还在云南担任都督时,黄兴曾写一对联赠送蔡锷,全文是:“松坡我兄正之: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民国二年夏六月。黄兴书于申江。”这说明蔡锷与黄兴早在辛亥前     

黄毓英之谜

黄毓英是云南辛亥"重九"起义的重要功臣,却在1912年5月于贵州遇刺身亡。他的死亡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传统的说法是"遇匪袭击"死亡,然而有人怀疑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致死。他在辛亥云南"重九"起义中的作用,体现在争取蔡锷、促成起义日期的确定及打响起义第一枪等方面,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他的早年身世,也值得深入考察。对黄毓英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云南辛亥革命史认识的深化。     

试论惠施等辩者的辩证命题及其与《墨经》之关系

惠施及初期辩者的思想是否纯属诡辩?它与《墨经》是什么关系?这历来是思想史、哲学史乃至逻辑史研究中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是,这两派就是一派,甚至作者相同。另一种看法是,这两派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如水火,形同冰炭。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两派之间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异之处,互相影响,互相补充。     

对《金圣叹〈水浒〉评议动机探》一文的意见

武汉师院张国光同志最近撰文,认为萧相恺、欧阳健两同志在《金圣叹〈水浒〉评改动机探》(见《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二期)一文中盛赞金圣叹是具有“自由、平等思想”、“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读后为之一快！同时指出《动机探》批判一九六四年讨论金圣叹的三派,不该“一致认     

辛亥起义后滇军入黔问题探讨

辛亥起义后,唐继尧率领滇军入黔,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夺取了贵州政权。滇军入黔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先例,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这件事对贵州以及西南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这一历史问题,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将有助于说明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奇怪的历史现象,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某些特点。一、滇军入黔的缘起滇军为什么要入黔,是事先策划的“既定方针”,还是形势发展所造成?这是需要首先探讨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接着,湖南(十月二十二日)、陕西(十月二十二日)、江西(九江     

再论殷承谳与蔡锷

殷承谳是笔者的曾祖父 ,因此 ,我们从小耳濡了不少殷承谳与蔡锷的传奇故事 ,从而培养了研究兴趣。然而 ,由于受资料的限制 ,有关他们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 ,殷承谳与蔡锷曾携手并肩 ,共同组织、领导了昆明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 ,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关于他们政治上的合作 ,见拙文《殷承谳与蔡锷》 (《民族·历史·文化》第 4辑 ,云南民族出版社 )。除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外 ,他们还是私交甚深 ,亲密无间的兄弟。可以说 ,在云南众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 ,蔡锷与殷承谳的感情最深。本文就此作一述评。一、彼此信任殷承谳与蔡…     

蔡锷与云南护国起义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和杰出的军事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功地领导了云南辛亥武装起义;二是领导了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本文试将蔡锷在云南护国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探讨,以向同志们求教。一、辛亥革命前后的蔡锷蔡锷从一八九八年初入长沙时务学堂起,即深受在该学堂任教的梁启超之赏识和影响。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外族之凭陵”,激起了出身贫苦的蔡锷的爱国热情。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决心投笔从戎。一九○二年,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成绩优良。一九○四     

蔡锷出京与袁世凯的智斗及史实订正

关于蔡锷出京一段历史是颇具传奇色彩的。1915年末,在北京帝制运动的一片喧嚣声中,蔡锷悄然离京赴日本,又潜赴云南,举起了护国的旗帜。蔡锷成为“再造共和”的伟人后,这一段历史便被人们编写成为生动有趣的故事,以致众说纷纭,一些史书也难免受其影响,认为蔡锷是逃离北京的,然后从天津不辞而别潜赴日本。(见《蔡锷传》第94—97页;《护国运动史》第141—142页;蔡端:《蔡锷集》第43页)实际上蔡锷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日本都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当时的《政府公报》登载了蔡锷的四个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一段历史真情,也可以看出蔡锷所采取的斗争策略。     

宝鸡市区建城史从哪座城池算起?

宝鸡市区城市发展到今天,究竟有多少年历史了?在宝鸡学者中有不同看法,笔者最近翻阅了一些资料,现摘录于后,供参阅。留谷城说《宝鸡市志》称:留谷城位于今宝鸡市区内,据《周书·图记》载:(隋炀帝)“大业十年,移陈仓旧理于渭北留谷城,即今县城”。《周书·武帝纪》载:“(北周)天     

国民党改组派性质新论

国民党改组派的性质比较复杂,史学界对此有二说:一说改组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派别;一说改组派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在野派。①平心而论,这两个看法都未免失之笼统、偏颇,不能反映改组派的历史全貌。笔者认为,改组派的性质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前后有变化的。那么,改组派最初属何种性质?后来又转化为何种性质?转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阐明这些问题。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交替决定论——与王贵明同志商榷

王贵明同志的《生产概念和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六期),颇有独到见解,但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本文略谈一些管窥之见,请王贵明同志及理论界的同志们赐教。王文认为,恩格斯1884年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直接生活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概念,“直接生活的生产”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构成的。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评介《贵州辛亥革命》

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冯祖贻、顾大全同志著的《贵州辛亥革命》一书,最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从分析贵州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入手,分五章论述了辛亥革命在贵州爆发的历史根源、各个阶级力量所发生的变化、革命过程的特点以及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字数十四万。中国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全国陆续出版了章开源、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三卷本),金冲及、胡绳武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卷本),还有一些新的辛亥革命论文集。但据笔者所知,作为一个省(区),详细地、系统地研究和叙述辛亥革命全过程的论著还不多,而这种研究又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对全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填补某些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将推动地方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如果说是一次新的尝试的话,那么,它是一次颇有意义的尝试。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孙中山给贵州省议会的一封信

去年,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贵州近现代史资料时,发现该馆藏有《贵州实业杂志》第二期一册(一九一三年二月出刊),上面载有孙中山给贵州省议会的一封信。此信为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年版)、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成都近芬书屋一九四四年版)以及最近台湾所出《国父全集》所未载;《贵州实业杂志》目前我省图书馆、档案馆也未曾发现。这封信不仅补充了过去孙中山文集著录的不足,而且也为考察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至二次革命前的思想提供了一份足俾资信的材料。从这封信中,还可以反映出辛亥革命后,贵州的政权虽然被宪政派、耆老会、地方团练勾结唐继尧为首的滇军所颠覆,但革命毕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至贵州这样的偏僻省分,也出现了集资兴办铁路的要求。《贵州实业杂志》刊载的这封信以《上海中国铁路总公司致省议会函》为标题,信末署名孙文而未署年月,根据当时情况及信中内容来判断,孙中山写信的日期当在一九一二年十月他组成中国铁路总公司并就任全国铁道督办以后至一九一三年二月赴日本考察之前。从信件的口气中也可推断,贵州省议会大概曾探询过修筑铁路等事项,孙的信应为复函。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终于取得了推翻专制帝制的胜利。但是接踵而来的,便是帝国主义的破坏,大官僚、大军阀代表人物     

试论瑶族族源的几个问题

瑶族居住在我国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一百五十多个县(市),共有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关于瑶族族源问题,古今中外的史学工作者曾作过了大量的研究,也写过不少的专论,但是,看法不仅不统一,而且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以前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源于“长沙、武陵蛮”;另一种认为源于“五溪蛮”;第三种认为源于“山越”。近年来又出现了“多元论”,认为瑶族应包括以上三种来源。本文拟将自己在最近参加《瑶族简史》一书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向同志们求教。     

市场经济与权力腐败辨析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联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热点”。为什么市场经济会滋生大量的权力腐败现象?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权力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权力腐败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市场不规范的产物。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存在着片面性。有关权力腐败的基本理论,笔者已在《论权力腐败》一文中作了一些分析(见《江汉论坛》1993年第3期)。在本文中,笔者拟就以下三个问题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蔡锷确曾参加过进步党

蔡锷是否参加过进步党?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桩悬案。新近出版的谢本书同志的《蔡锷传》一书,否认蔡锷参加过进步党。他说: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进步党宣告成立,在其宣布的名誉理事名单中,“蔡锷榜上有名。有人即依据这个名单认为,蔡锷是进步党的成员”;“然而,这个名单中的某些人士,明显地不是进步党成员”;“蔡锷自脱离统一共和党以后,从未提及过自己再参加任何党派的问题;蔡锷如果真参加了进步党,这与他声明的军人‘不党主义’显然是矛盾的。他除了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名单以外,并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蔡锷参加过进步党。”(见该书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