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家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膨胀 ,导致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河南是士族较为集中的地区 ,浓厚的门第观念及推崇个性才情的时代风尚 ,促成士族对文化的垄断。特别是东晋以来河南士族大批南迁 ,侨居的身份及以后寒庶力量的崛起 ,使文学的家族性特点得到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之士累世而出 ,而且还表现为创作上的共性特征 ,以至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学集团。陈郡谢氏便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论“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确立

"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的确立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逸"的精神在魏晋的崛起与"逸"美意识的形成;其次,"逸"大量出现在人物品藻领域;最后,"逸"被广泛地用来评文论艺,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逸"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建构出一个独立自足的"逸"范畴审美体系,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多维度的综合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审美范畴。     

汉代审美意识的嬗变:从“天人之美”到“人和之美”

从现存可见的文学艺术来看,"汉代的艺术是人的艺术";汉代的思想是尊重人重视人的。"天人之美"主要是西汉时的美学风格,也是汉儒阐释"六经"的美学追求;"人和之美"涵盖了东汉中晚期的艺术特征,是文艺走向自觉的开始。如果说,汉代人对经学的阐释是发现自我,那么汉代书法就是汉人与自然的真正交流见证。人的自然化、自然化的人,二者水乳交融却是以汉代审美意识的整合开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

三国两晋南北时期,是全国范围的大分裂时期,西南地区也陷入政治混乱之中,地方政治势力成为影响西南民族社会的重要因素.由于大姓的出现,使西南地区形成了以内地政权、大姓、夷帅为主体的三元势力结构.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内地政权、大姓、夷帅三者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利益平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

中国古代的心丧有两个渊源,即商代高宗谅闇之制以及孔子弟子为其师心丧三年。两汉三国时期,由个人缘情自发实行的为师心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为轻服的亲属行心丧三年之礼。至西晋武帝亲行心丧,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皇朝的正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心丧在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内容,故可视为一种丧礼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德之美·秩序之美·生态之美——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学思考

“和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也是对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进行深度考量的重要标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执政理念上的又一次重大升华。从审美视角观照,和谐社会表征为社会主义的伦理、制度、生态等三个维度的内在和谐统一,蕴示着道德之美、秩序之美与生态之美。     

从“非美”到“美”——魏晋南北朝艺术与设计的形式美转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分崩离析,与此相应的艺术与设计的体系也从中心走向边缘。艺术设计体系预设的社会功能、礼制规范的撤退,使造物的形式真正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而思辨玄学与佛教的影响,又赋予了形式美更深广的内涵指向,使设计与艺术中的形式在从"非美"向"美"的质变过程中,并未停留于所谓的现象"真实",而是具有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形式美的独立,一方面使人们的审美离功利越来越远,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空间,导致了山水审美的开始;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传统艺术以形写神的审美走向。     

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书法与文学的交融

书法家有意识的以自作的诗文或他人的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对象,创作供人们欣赏的书法作品,是书法与文学自觉交融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一现象是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它一方面表明此时文人已将“写字”看作是一种脱离实用的审美活动,另一方面表明文学对书法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渗透力。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而产生的书法作品,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一种书法和文学艺术融合为一的共同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从而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现象,在书法发展史以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新生活、新人物、新秩序——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

作为一种文艺方针,“工农兵方向”一直支配着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在歌颂新人物、新生活的同时,也潜在地规定着作家队伍构成的主次轻重之别。在工农型作家“中心”、知识分子型作家“边缘”的秩序作用下,“十七年”文学始终洋溢着颂歌、赞歌情调,直到新时期,这种单一的文艺秩序才为思想解放的多元化存在所打破,“人民”的外延才由“工农兵”扩展到“知识分子”。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探析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又是妇女生存和活动的主要空间。在汉儒礼教思想统治之下,家庭权利为男子所独占,“男尊女卑”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家庭地位有显著提高,这可以从妇女的社交、夫妻关系及教育子女、管理家庭事务四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浅析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多元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 ,是精神自由和解放的年代。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分析 ,展示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丰富性 ,以及它对中国整个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试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系统性

从构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汉字形体记号化所呈现的序列性、形体异写的趋简性和类推性三个方面分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所体现出的系统性,澄清过去文字学家们所谓"六朝书体,满目蓁芜"的片面认识。     

本真的意象与装饰性意象——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美学风貌之比较

魏晋诗人的审美趣味受玄学影响,以天然、清真、本色为美,诗歌中出现真挚、自然、简约、本真的意象。它的特点是：其一,去缘饰而得简要;其二,以本色为佳,自然为妙。南朝诗人情感世界的世俗化促使许多诗人趋向于创造感性声色动人心魄的装饰性意象。有的装饰性意象恰切地传达出生命的华美富丽和人对生命感性欢乐的无比留恋;齐梁以后,诗人着意强调外在于审美情感的妍丽、明艳、光色灿烂的语言独立的美和意象耀目眩心的感官愉悦性,意象的感性美程度不同地脱离、损伤了情感本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同题故事”微观透视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中存在着诸多的以相同或相近事件为原型的“同题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文章从故事情节、文学趣味、细节描写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小说集中先后出现的这类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分析出其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透视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艺术效果提升方面的逐步发展和可喜进步,进而探究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论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

魏晋文学中的死亡想象是一种特殊的表情方式，作者借悲伤的歌诗艺术而实现情感净化与自我慰藉。它沿曹植一陆机一陶渊明的大致走向而展开，渐次深入作者的心灵世界，既呼应了此期尚悲的社会风习，也无形中加速了对建安风骨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