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争态势角度考察当前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选取产业贸易竞争指数与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科学性、可行性角度出发,动态分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态势.对各类产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做出判断,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显性比较优势视角下的中韩两国贸易竞争力研究

自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保持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具体表现为:两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规模和增速都突飞猛进、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发展的联系紧密。基于显性比较优势理论和贸易结构分析方法,利用1992—2017年中韩货物贸易细化行业分类到SITC四分位数据,分析中韩两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对方市场的出口比较竞争优势,得到如下结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韩两国在各自优势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与此同时,中韩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往来也不断拓宽和深入,两国货物贸易的差异性较大、贸易互补性较强;从不同时间阶段来看,中国和韩国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都有所调整和优化,两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分工地位的调整而变化,中韩两国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双方产业的互补和中国丰富的资源禀赋为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山东省农产品贸易:显性优势与发展趋势研究

文章在传统显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引入动态显性比较优势和显性竞争优势两个新指标,分析山东省农产品贸易的总量显性优势、分类显性优势及竞争力态势,探讨它们的动态变化情况,由此预测未来山东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定位及发展趋势。提出通过六大策略促进山东农产品显性优势升级,实现农产品贸易持续发展。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文章借助UNCTAD数据库2008—2019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分析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测算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RCA指数和CA指数，并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重点分析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个别行业也落后于同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和巴西。中国需要不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投入以及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融合，以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比较优势。     

中俄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STIC一分位贸易分类数据,选取Aquino指数所谓测度2010-2014年中俄双边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对中俄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趋势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俄两国在初级产品贸易在近5年来产业内贸易水平趋于下降,在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中俄双方的贸易在制成品方面,技术投入较大的产业制成品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以及上升的发展趋势,相对而言,劳动力投入较大的产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下滑.可以看出中国并不具备较强的资本和技术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没有呈先出预期的优势,中俄的贸易条件有待提高,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资本和技术差距逐步缩小.     

包含加法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指数分析体系

统计指数体系分析方法的一个较大不足就是局限于乘法形式的经济方程式,然而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多种多样的,目前的统计指数体系分析方法难以应用于形式多样的复杂经济现象的因素分析。本文把基于乘法方式的指数体系称之为指数体系的“乘法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将传统的只包含乘法关系的经济方程式加以扩展,将其推广到可以应用于加减运算的“加法模型”和包含全部四则运算的“混合模型”,建立了“广义指数分析模型”。该模型不仅保留了传统统计指数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分析方法,还可以较大地提高统计指数分析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可以基本解决统计指数体系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测算——基于前向联系增加值出口

基于"前向联系增加值出口"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服务业细分产业层面及按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类层面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_F),并同基于"总出口"1的比较优势指数(RCA)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比较优势集中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且实现了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的转变;劳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均尚未取得比较优势,但是有迹象表明三个领域的比较劣势有改善的趋势。与基于前向联系增加值出口核算结果相比,基于总出口核算结果"高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中对建筑业和零售贸易两个部门的估计偏差最大;同时,在资本、知识密集型两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现象。     

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研究——以新兴市场为例

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两个层次分析了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并对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层次上,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各类区域经济组织作用不同,在分类层次上,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不确定外,其他主要因素的作用与总量层次相同;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在总体上表现为“贸易不足”,在五类农产品进出口上属于“贸易不足”的国家较多,表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动态演进特征分析

文章从服务贸易产品的基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与净出口能力两个维度对2000—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演进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如下:(1)服务贸易产品基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呈现先降后升的演进趋势,贸易净出口能力指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演进趋势。(2)处于动态升级状态的服务贸易产品数量和贸易额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急剧下降,中国服务贸易处于绝对优势的产品数量显著低于处于绝对劣势的产品数量,处于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比重由之前远高于绝对劣势服务贸易产品出口比重渐趋转变为二者所占比重相对均衡。(3)各细分服务产业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存在较强的固化性,贸易产品技术结构高度指数显示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相对世界水平存在下降趋势。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越来越重要的贸易大国和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反映在贸易规模扩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对198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滞后二期对货物贸易结构变化有积极影响;通过对2006-2010年间的七个具体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证实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对这些行业的进口贸易结构变化更显著,但由于数据的原因仅通过了KAO检验。两种检验结果说明,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无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还是流量都具有一定的贸易结构效应。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基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中美贸易收支余额做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解释了汇率改革之初的＂悖论＂现象,并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存在显著影响,而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在贸易发展指数中的应用

设计了一套3层综合指数所构成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指数体系,利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中国1999—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对中国10余年来的贸易发展情况进行总体的把握和描述。经贸易发展指数运算表明,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贸易流量、贸易结构等各方面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从2009年开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方面的贸易指数出现下滑并快速反弹的趋势。     

中国对外贸易质量剖析

如何科学地评价中国对外贸易质量的状况,是制定有效政策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型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文利用经济理论判断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选取并构造了1980-2010年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6个因变量和9个自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在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描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质量总体状况的结构变化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服务贸易统计框架的分析与评价

 2010年8月1日新版《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开始在中国正式实施,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从制度上得以确定。本文首先对《制度》所构建的服务贸易统计框架进行介绍,然后通过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的比较,找出其与《手册》相关建议的差异之处并结合我国服务贸易统计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 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