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

自2013年党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最集中的区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合作区域以及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中国软实力辐射的重点区域。然而,2017年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第一,美国以“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环境进行双重塑造;第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中美博弈叠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发对华供应链重组;第四,周边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态度可能进一步分化。基于此,中国应围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秉持“优先东盟,深化俄罗斯中亚,改善南亚,推动韩日”的战略思路,积极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举措上,加强开放合作,抓住“战略时间差”,将周边地区打造成新发展格局战略节点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创新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建构周边安全合作体系,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韧性。     

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

“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但也要注意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仍存在着各种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危机,其中主要是: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台湾问题。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中日关系

中国在大国中是周边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国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多,东南西北都有,而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难易程度不一。当前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大致可分为5种类型。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而且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总的趋势是向好发展,但不利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大,特别是在核心利益上的争端会空前加剧。影响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有5个方面。中国在改善国家安全环境方面,有几个选项至为重要,即全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在全世界广交朋友和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新优势及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

乔治·W 布什入主白宫以来 ,以“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稳定秩序”理念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思想、打造亚太安全新格局 ,在“美国的存在”、“美国的盟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领导”等四大方面取得了新优势 ,给亚太安全形势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影响。     

EFL环境下的文化图式建构

文化图式是跨文化交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EFL环境下的文化图式建构要包括语言文化知识和非语言文化知识等内容;应遵循实用性、层次性、系统性原则;可采用解构法、对比法和实践法予以实现。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新世纪初中国周边关系审视

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和海岸线 ,周边与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 3大国在内的 2 1个国家相邻 ,安全环境十分复杂 ,地缘地位也十分重要。 2 1世纪初 ,中国应努力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之间尤其是与美国合作中有对抗的关系 ,同时加强与东盟、中亚诸国和南北朝鲜等的关系 ,积极营造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 ,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 ,努力以和平方式达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建构论视角下的环境与社会——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走向

环境建构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以来获得了持续发展,成为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本文基于环境建构论的发展历程,从环境社会学的多元研究范式、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论、环境建构论与环境实在论的争论等几个方面概述该理论,并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走向作出展望。     

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战略安全分析

中国是一个居于欧亚大陆东南隅的陆海复合国家,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制约着中国的战略安全与安全战略选择。为了确保中国的国家战略安全,从全局性的角度看,要处理好同周边国家、主要大国、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潜在性的角度看,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坚决反击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侵袭;从长远性角度看,要积极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倡导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关于国家人才安全战略的思考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人才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人才总量相对不足,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法律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从人才战略思维、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大培养人才力度,优化人才环境,维护国家的人才安全,积极应对国际人才竞争,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英美均势战略的比较与中国应对制衡的思考

英国大陆均势政策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共同的思想渊源,但两者也存在着差异。从地缘政治看,英国以海权控制大陆;美国则以海权控制海域。从战略目标看,英国推行大陆均势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为了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从制衡手段看,英国主要采用单一的军事手段,美国采用军事、经济和规则等多种手段。相对于英国来说,美国的平衡战略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应根据这些特点确定反制衡的思路,针对不同对象进行灵活反制;把握好反制衡的尺度,并在斗争中积极进行合作。     

《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民间性策略

与前后期文人世情小说不同,《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采取了一种民间性策略。作者取用神道立足于民间受众,神道设教中多关涉民间意义上的宗族伦理与儒家社会伦理,把民间祈福畏祸的文化心理作为扬善惩恶的教化落点,从而有效呼应了作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化主旨。在世风浇漓、道德沦丧的晚明社会,这种文学救世的策略,无疑十分切实而有效。这也是《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成功之处。     

转型时期司法中的民意现状与策略设计

中国转型时期,法官对司法中的民意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回应手法,缺乏对民意精细化和程序化的分析与运用,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因此,法官需要对民意进行灵活的识别,有针对性地回应。民意的回应策略需要坚持论辩主义精神,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之上。对法律方面的民意须保持警惕,并充分地解释;运用事实方面的民意还原事实真相,节约司法成本;思考结论性民意背后的推理逻辑,但不直接采纳结论性的意见;将制度建设的民意作为日后司法改革的参考资料。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交流平台,需要媒体在民意与司法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与姿态,避免媒体的不当报道加剧司法与民意的矛盾。改善司法的运作模式和法官选任机制,降低日后回应民意的司法成本。     

周边变局与中国外交思维的创造性发展

近年来,中国周边虽然摩擦不断,但支撑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为期20年的“战略机遇期”之中,而且在可预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不过,周边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预示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为此,在中、短期内,中国需要因时因地调整某些具体的外交政策,防范周边“战略意外”的发生;长远看,中国周边战略思维尤其需要突出“顶层设计”,积极塑造继续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态势。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印度洋的海盗威胁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

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战略通道,即马六甲海峡和索马里海域与亚丁湾,目前都面临海盗的威胁。本文从海盗产生的根源、组织方式、作案手段以及活动范围等方面,比较印度洋东、西部海域海盗的异同,分析打击印度洋海盗的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评述中国打击印度洋海盗的行动,阐述打击印度洋海盗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的意义。     

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

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发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海权战略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辛亥革命之际。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海战中的受挫。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对近代海权战略做全面反思。本文通过中日近代海权战略的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Capacity,control, and content: the supply of think tank policy advice in India

ABSTRACT

Despite growing research on policy advice,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and why the nature of policy advice varies. We hypothesize that examining policy capacity and control within the policy advisory system (PAS) is useful in this regard. We examine how government capacity, think tank capacity, and think tank autonomy influence the content of policy advice in India. We code policy advice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of 60 knowledge products from think tanks in India and estimate policy capacity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ink tank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staff strengths and budgets. We find that the nature of policy advice, specifically whether it is long-term or short-term, varies based on think tank capacity as well as government capacity; high capacity think tanks tend to provide more long-term advice to high capacity governments. As the PAS with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less capacity to generate strategic policy advice, variations can be expected in the kinds of policy advice supplied by the PA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is-à-vis OECD countries. Thus, the PAS literature can be extend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studying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content of advice, capacity, and control.     

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态势及京津冀协调发展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分析,提出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实力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除区位、自然资源、历史基础外,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以及大都市经济区的形成等因素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从区域不平衡到较为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以京津为核心的大都市经济区正在形成。同时,就如何正确看待天津滨海新区的地位、作用提出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