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和谐发展的广州新型城市化实现路径研究

新型城市化是广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实践,是城乡一体、城乡和谐发展的城市化。当前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已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面临着二元结构和体制严重制约和束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差距扩大、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农村改革发展滞后、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等主要挑战。基于城乡和谐发展的广州新型城市化实现路径应突出一个核心、两大重点、三大支撑。其中,一个核心即提升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两大重点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大支撑即产业发展互补、空间发展融合、社会发展和谐。     

广州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走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对广州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总结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对策建议,为广州城市发展提供参考。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法治保障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的法治保障。当前存在的法治障碍,尤其是以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制度障碍,影响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从法治的视角来看,良好的立法机制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基础,法治政府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环节,公正司法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司法保障,只有从这三方面着力,才能为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提供较为全面的法治保障。     

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必须构建和谐的公共舆论环境

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要顺利推进和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清和谐的公共舆论环境对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正确分析广州公共舆论环境面临的挑战,积极构建能够畅通民主渠道、整合民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舆论空间。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舆情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少数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和积怨,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一是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双重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工会的维权作用,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五是要加强媒体的正面引导,消除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新型城市化建设需要文化引领,而文化引领的核心是价值观引领。“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应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发展导向,倡导和发扬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发展。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中“三大突破”的思考——基于广州市统计数据的分析

从2006年以来广州市主要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当前广州在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实现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和战略性发展平台的重大突破方面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产业层次总体偏低、服务业就业人口偏少,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企业创新能力偏低等不利因素也影响着三大突破的实施。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抓好战略性信息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信息平台建设。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新型城市化发展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新型城市化条件下,社会管理体制与一般城市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本文在分析新型城市化条件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及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重点探寻了从物本型社会管理向人本型社会管理转型,从行政型社会管理向法治型社会管理推进,从强制型社会管理向自觉型社会管理演化等新型城市化条件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具体途径。     

新型城市化视野下的生态伦理构建

生态伦理学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审视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反思城市化的得失与走向.新型城市化的要义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寻求一种新的平衡,生态伦理学有助于我们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和把握并自觉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在城市生态伦理的建构中,政府是主导,企业是重点,个人是基础,而本土化取向（包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是城市生态伦理建构的根基.     

新型城镇化不宜效仿深圳城市化转地模式

实践中屡见不鲜的命令式、运动式征地的城镇化与深圳曾经发生的城市化转地极为相似,不同的只是农地国有化规模和程度的差异,这种极具功利色彩的做法有悖于新型城镇化的精神内核。从两者所处法律与政策环境、利益冲突解决机制和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自我消解功能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切不可效仿深圳城市化转地模式,而应走有质量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的“平安天河”建设

平安建设作为新型城市化的基础环节,不仅要直接回应新型城市化面临的诸多社会管理问题,而且也要为新型城市化的整体推进提供保障。天河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区。在新型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环境容量接近极限、社会管理任务繁重、公共服务适应不了发展需要等一系列难题。面对这些“成长中的烦恼”,必须以更新的理念、更高的眼界和更得力的举措,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发挥政法系统的统一力量,形成平安建设长效机制,确保天河区成为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排头兵。     

新型城市化发展与生态城市建设

从文化和生态美学的视域来看,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相处、和谐共生是打造生态城市、建设幸福广州的题中应有之义。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就是要构筑以花城绿城水城为特点的生态城市,美化优化人居环境,优化提升“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美”的城市环境。在新时期,广州要重视挖掘、继承、转化岭南文化传统的生态精神,努力推动“生态城市”建设。     

信息化推动城市化问题研究

本文以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为背景,侧重探讨信息化推动城市化的内涵和表现,概述信息化推动城市化在浙江的进展,提出信息化推动城市化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研究报告还围绕着上述主题,对需要进一步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洛杉矶—芝加哥之争及其新型城市化意蕴

洛杉矶学派以边缘拉动中心(洛杉矶模式)发展挑战芝加哥学派较早提出的中心带动边缘理论(芝加哥模式),表明前者代表新经济的分散空间形式,后者代表旧经济的集中空间形式,但后芝加哥学派从当代芝加哥的空间发展情形出发,将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还原为集聚和扩散两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空间组织形式,认为洛杉矶在都会区的整体分散中包含局部的空间集聚,当代芝加哥则是从整体集聚走向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相统一,因此与洛杉矶学派单纯主张分散或扩散的城市形式不同,强调空间集聚在当代全球城市意义上仍然有着更加独特的优势.如果将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分别看作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典型例证,那么洛杉矶—芝加哥之争对广州的启发式叙事就在于,在战略上需要将所辖区域理解为大都会区,既要在全球化中追求中心再造和以边缘带动中心发展,又要在本土意义上追求传统呈现和内生增长.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州市委党校召开

2012年3月22日,广州市委党校与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永平、广州市社科联主席顾涧清、广州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麦步初、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杨再高、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陈治桃、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丁旭光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广州市委党校教研人员、部分分校人员和全校主体班学员约400余人参加会议。     

城市化实践泛经济化倾向反思与目标模式重构

现实中的城市化实践在西方形式主义经济理论的误导下,愈益演变为经济至上的泛城市化运动。经济主义的泛滥使城市化实践日益步入片面性的误区。由此,我们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市场主导和政府统筹相结合为基本手段,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符合梯度发展规律的多元化、层次性、立体型城市化目标模式。     

广州市委党校举办“新型城市化与广州发展”专题读书交流会

2012年4月19日,作为2012年广州市“书香羊城”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一的“新型城市化与广州发展”专题读书交流会在广州市委党校举行。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永半、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葡志效、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伟玉、广州市社科院副书记刘汀华、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陈治桃等领导及党校教员、学员近200人出席了读书交流会。     

城市化进程的理性思考与战略选择

城市化过程中,硬性地在大、中、小城市发展道路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都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最终将吞噬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阶段性成果,建立一个思考的基点和基本的分析框架将对政府决策、学界理论探讨、城市发展规划以及社会协调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网络城市化的目标、途径和措施——知识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本文提出 ,以网络化城市为目标 ,寻找正确的途径和有效措施来发展网络中心城市 ,是我国城市化必须明确的方向和思路。搞好城市规划和功能设计 ,发展民营经济和龙头企业 ,形成产业集聚和网络分布 ,提高第二产业和发展第三产业 ,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 ,则是向网络城市化目标迈进的途径和方式     

甘肃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模式选择及相关问题探析

本文在对甘肃城市化现状及其缺陷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基础上 ,对甘肃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模式选择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