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与财产分布的极化

本文利用CHIP和CFPS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我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的极化特征。本文给出了收入分布和财产分布的总体极化特征,并对收入和财产分布的DER指数进行了分解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收入分布的极化指标比较稳定,但财产分布的极化现象在2002年到2013年期间有所加剧;财产分布的极化程度比收入极化要更为严重;城乡组间贡献仍是收入和财产分布极化的主要贡献因素;从根据收入构成的分解结果来看,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是收入分布极化的主要来源,财产收入对于总收入的极化程度的影响在逐渐增强;财产分布极化按照分项财产的构成分解表明,房产净值和金融资产对于全部净财产极化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再议财产收入及其部门间分配

此前围绕"群众"获得的财产收入做文章,只涉及到两个问题:什么是财产收入,中国目前财产收入在住户收入中有多大规模以及有多重要.     

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线性趋势研究

江苏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本文利用住户调查历史资料,采用线性趋势法,通过测定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的波动周期,发现收入波动存在一定的对称性、收敛性和滞后性,进而提出江苏应抓住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的有利时期,力争收入倍增计划在“快”中起步.     

Von Mises分布在陕西省保费收入中的应用

保费收入的季节波动对保险业的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应用方向数据统计对2005~2009年陕西省保费收入进行了季节波动分析,通过假设检验及统计推断得出陕西省保费收入服从双峰Von Mises分布,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     

深圳住户中高收入专项调查探索

深圳住户中高收入专项调查(以下简称"中高收入调查")是常规住户调查的补充调查,是在进一步了解和监测深圳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收支一般水平变化情况、为常规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和扩大样本规模编制抽样框提供准确辅助信息等需求的基础上,为深入分析研究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情况,及时解答各界疑问,满足深圳市委、市政府科学管理需要而开展的抽样调查。中高收入调查为年度一次性调查,每年10月入户访问,目前已经开展了2年。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变动实证研究 ——基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视角

 对收入不平等变动研究,目前多数基于对不平等指标的分解,计算结果会因收入数据分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本文基于收入分布变化分解的视角,对我国地级市以上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布位置变化对于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最大,而收入分布形状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效果,收入分布的其它变化虽有影响,但程度相对较低。收入分布位置变化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而收入分布形状变化则加速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其影响程度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有所不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是缓解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而收入分配的改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分位数回归解析

通过对1997～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位数回归发现: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而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则发挥着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民工流动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构成出现较大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波动。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空间差异及原因分析

文章以我国改革以来东西部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比较为例,得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空间差异是:1995年是改革之后东西部经济波动的一个转折点,在1978～1995年期间东部的波幅大于西部的波幅,而1990～2004年期间则刚好相反.造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空间差异的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出口、产业结构等.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从收入位次和收入份额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重点探讨收入流动性能否缓和长期收入不平等。本文提出了流动性影响长期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方法,给出了家庭等值收入的估算方法,然后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的四轮城镇住户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实证结果表明,1993-1995年、1997-1999年、2000-2002年和2011-2013年四个阶段的收入位次流动性逐渐下降,收入位次的固化现象愈加突出;四个阶段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都降低了,收入流动没有缓和长期收入不平等。     

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

 利用CHNS调查数据,分两个阶段：1990-1999、1999-2005,依据收入分布函数定量讨论了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三者之间的关系。均值回归与O-B分解结果显示：收入决定机制是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然而需要关注在1999-2005年间教育的系数效应为负。分位数回归与M-M分解显示：两个阶段,收入决定机制是导致居民收入分布向右偏移的主要原因;第一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劳动力特征的变化,第二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难以解释。Shapley分解结果显示：收入增长能显著减少贫困,而收入差距扩大会累及减贫效果;在两个不同阶段,贫困减少的增长效应贡献始终最大,而分配效应与贫困线变动效应贡献顺序发生了交替变化。     

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厦门市产出与居民收入乘数分析

 内容提要：基于厦门市2002年投入产出表及其它相关数据，笔者构建了厦门市2002年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并对居民账户进行了细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SAM乘数模型，本文考察了各类产业在外生冲击下的产出效应和居民收入效应，并分析了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出乘数和居民收入乘数较高的行业分别是那些与其它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的行业和对社会就业带动作用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厦门市当前经济的结构和转移分配都有利于改善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但前者的效应不大。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的异质性估计

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土地经营权流转能否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使用全国25省(自治区、直辖市)180个村的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两个层面,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土地经营 权流转(包括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在平均意义上显著促进了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收入分位点的提高而上升,这说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放弃过多观测特征后估计发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尤其是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在中位数及以下分位点上均不显著。这是由于低收入农户受到自身资金条件和 土地流转成本的约束,难以通过土地流转优化家庭资源配置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应采取规范农村土地市场秩序、降低土地流转成本等措施,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带动农民收入均衡增长的作用。     

基于财富目标的居民储蓄行为

内容提要：本文在借鉴缓冲储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关于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假设：即中国城镇居民同样也有财富目标,当实际财富低于该目标时,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消费者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缓冲储备理论的最大不同是,本文假定财富目标与持久收入的比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当预期支出比预期收入增长的更快时,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就不得不提高储蓄率。利用我国1999-2005年28个省的数据得到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一是就业率下降加大了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二是教育、医疗价格上涨过快以至于许多家庭的预期支出增长率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长速度,三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本文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消费信贷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分解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2002—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基尼系数先上升后下降,2002、2004和200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2、0.361和0.349。○2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扩大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日益增强,财产性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工资及补贴收入、公共转移支付净收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第三大分项收入,2007年的贡献率约为7.3%。○3更高的投资门槛以及持续上涨的房价使得房产投资比金融资产投资更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非线性定价、家庭人口特征和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

本文以分时阶梯定价为例,在人口老龄化及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的背景下,通过建立结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非线性定价对收入再分配效应这一政策目标的影响。通过构建引入家庭人口特征的二次近乎理想需求（QUAIDS）函数,基于相对等价补偿方法建立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的测度模型。估计了为保持相同效用增加家庭不同类型的人口需要增加的电费补偿率及其金额。研究结论表明,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收入再分配效应得到了强化;家庭人口特征对消费者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的电费补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显示,随着预算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特征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在减小。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益贫性形成机制研究

 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对益贫式增长测度的可分解性,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家庭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报酬率、劳动时间等微观数据,追溯居民收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要素,将居民收入和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效用性、公平性与增长的损益相结合,应用要素分解模型阐释中国新世纪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益贫性及其形成机制,由此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收入益贫式增长政策启示。     

基于账户参考利率的FISIM对GDP与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使用者成本的角度解析参考利率，并根据2008年SNA构建用于中国FISIM核算的账户参考利率，利用实际数据核算并分摊现价FISIM总产出；借鉴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组关于FISIM价格指数的思想，结合中国存贷款特点，构建存贷款服务价格指数，并缩减现价FISIM。最后，分析现价 FISIM对 GDP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探究不变价FISIM对实际GDP的影响。综观核算与分析结果，住户部门分摊的FISIM与净出口分摊的FISIM，会增加GDP。各机构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也因增加值、财产收入及经常转移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不变价FISIM对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