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哈肯模型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系统演化机制研究

缺少成熟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政策及缺乏正规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渠道,制约着我国电器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借鉴系统科学的观点,剖析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特征,电子废弃物正规企业回收率和电子废弃物综合处置率这两个变量契合哈肯模型的本质要求。选取北京、上海、浙江等13个省市的数据,分析发现:各省市的电子废弃物正规企业回收率会有一个短暂的上升过程,到达极点后将会一直下降;各省市的电子废弃物综合处置率快速下降。正规企业回收率是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系统演化的序参量,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产业亟待升级,不断提高正规企业回收率和综合处置率才能促进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产业的发展。     

资源社会性理念下建筑废弃物管理的立法完善

建立建筑废弃物管理的法律规制是资源社会性的客观要求。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依法管理建筑废弃物方面还存在立法理念落后、专项立法欠缺、监管体制不合理、具体制度不完善和法律责任不明确等制度缺陷。因此,从更新立法理念、加强专项立法、调整监管体制、健全相关制度、完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建筑废弃物管理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电子交易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初探

文章概述了目前我国电子交易的立法现状，对我国第一部电子交易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以及第一部全国性信息化法律《电子签名法》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分析了目前立法所未涉及的电子交易中较为迫切的交易公平竞争、交易损害赔偿、网络交易广告、纠纷管辖权问题及电子交易税收问题。     

智能合约的风险研判与法律规制——以智能合约运行机制为视角

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履行、不可篡改等优势。智能合约在生成前存在算法安全隐患、程序代码漏洞、私钥应用等风险，在发布中存在代码瑕疵、智能合约僵硬性等局限，在履行后相关法律主体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科学视角，借鉴他国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建构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立体式、多维度、深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智能合约事前预防机制包括完善智能合约立法，设置监管沙盒制度、私钥保护制度、行政前置审查、混合协议等。事中监管机制包括增加应用程序接口、政府监管接口、“矿工”多数决决议投票等。事后救济机制包括实行软件更新制度、扩大预言机适用范围、建立违约金或定金自动划拨机制、强化公力救济等。     

“无废城市”理念下超大城市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广州的实践探索

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是“无废城市”建设的基础，是国家推进减少原生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过程中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问题，无法适应新时代“双碳目标”下城市发展的要求。本文以广州的实践为例，系统分析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建设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研究认为超大城市构建有效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一要破除“上热中温下冷”顽疾，二要下好“管好谁、谁来干”先手棋，三要精准打造“千里眼、顺风耳”，四要深入推进“一体化、全覆盖”。     

“啃老”透视：民生压力下的是与非

调查表明，我国逾六成家庭存在“啃老”现象。当前，“啃老”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啃老族”的种种行为让社会尴尬。立法禁止“啃老”，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还是立法泛化，将道德问题上升为法律？有识之土称，当下的民生压力，逼着许多年轻人必须“啃老”。那么，当前环境下，如何减少或减缓“啃老”现象……     

加入WTO与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立法选择

对于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应实行何种监管模式，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实行“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模式。“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模式到底是指像英国的监管模式那样，放松对保险经营行为的限制，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只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督，还是既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又对偿付能力进行监管，但侧重于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本文赞成后者观点，并试图做出原因分析。     

经济立法误区评判

经济立法误区评判蒋大兴自八届全国人大倡导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来，我国经济立法出现空前“繁荣”景象，规范各类市场主体资格及市场交易行为的部门经济法接踵出台。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日渐明朗：我国经济立法从价值目标的定位到立法班...     

论我国现阶段立法的本质、动力和任务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我国的立法本质由过去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转变为“不同利益主体斗争、合作的产物”；立法的动力由原来的中央推动为主转变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推动为主；立法的任务则表现为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意志的整合。     

证券市场上保荐人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规制依据监管态度可以划分为“亲投资者”和“亲保荐人”两种模式,根据监管手段可以划分为“依靠市场”和“依靠规则”的规制模式。我国保荐人是移植域外法律制度的结果,不过受制于路径依赖,对其的规制呈现出“亲保荐人”及“依靠规则”的特征。与我国保荐人规制模式相比较,英国的保荐人规制主要呈现出“亲保荐人”和“依靠市场”的特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保荐人规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特征。为了缓解收费模式所导致的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沿袭的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监管方式未来应借鉴香港地区的保荐人监管模式———“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模式。     

论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定位及其实现

学界对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已有诸多研究，但鲜有文献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功能定位开展专门研究。关于协同立法功能性质，理论研究长期存在将区域协同的“国家政策”视作“立法功能”的认识误区，给协同立法理论与实践工作带来困惑。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定位的界定，应坚持以国家政策为指引，以《地方人大组织法》所确立的“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为前提，明晰地方协同立法权限范围，并将区域协同立法功能界定为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基本方向。围绕上述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区域协同立法机关应在“功能最适原则”指引下，针对法制资源整合、利益协调、社会统筹等领域分别采取相适应的立法策略，包括完善优化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分步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具体方式，来加速推进区域协同立法纵深发展。     

上海市生活废弃物可持续利用研究

上海市生活废弃物排放量正以年均 6～ 8%的速度在增长 ;生活废弃物回收并加以利用的数量至今不足总量的 3 % ;生活废弃物所采用的填埋法和焚烧法的处置能力到 2 0 0 2年在数量上将不能满足 1 69万吨 /日的日排放量。对此 ,文章结合上海的现实 ,研究探索了建立一个符合循环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上海市城市生活废弃物回收利用系统 ,促使它们复归为各种生产资料 ,重新为上海经济发展服务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实证分析——以“羊城通”押金信息公开为例

为了解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状况，广州市情研究中心市情专项调研小组以“羊城通”押金的收支与监管为视角，对广州市的部分单位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整体呈现出规范、有序的局面，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如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现行立法对于公开原则和相关配套制度等规定的缺失是主要原因。为了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目标的实现，必须从确立公开原则、修改有关规定等方面加以完善。     

投资补贴规制路径与逻辑的多维审视

近年来，欧盟的反补贴实践与立法动向和美式经贸协定中纳入的非商业援助条款，呈现出将传统补贴纪律从贸易领域向跨境投资扩张趋势。这类新兴规则以投资补贴作为规制对象，以维护公平竞争和消除市场扭曲为名，试图填补监管空白、约束外国政府投资激励措施、规范国有企业跨境投资行为。然而，投资补贴规制存在逻辑不自洽、歧视性立法和“竞争保护主义”等倾向，是欧美制度输出与规则博弈的表现。中国应坚持以“发展为导向”进行纠正，从“竞争”视角予以回应。深化国内改革、推动合理规则的构建，以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国际合作以谋发展的角度来协调各项经济政策的外溢与冲突；积极参与规则博弈，利用双边与多边机制提升投资补贴规则制定话语权，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     

从捐赠监管角度看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

我国慈善组织捐赠监管现状、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作为第三部门，慈善组织经过几次重大自然灾害，逐步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可。肯定成绩的同时，缺失之处仍然存在。如“中国母亲”胡曼莉被美国妈妈联谊会上告、“天使爱心妈妈”付广荣的泯灭、红基会前志愿者马军书截留善款、农夫山泉因假捐赠质疑诉媒体名誉侵权等事件被不断披露，反映出其捐赠监管存在的普遍缺陷。     

央地立法关系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之完善

央地立法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与运行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必须考虑的基本范畴。在“单一集权模式”的立法体制下,央地之间形成了“分工型”立法关系,分别对不同重要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的事务进行立法。区域分工与协作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由此区域的划定、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定以及跨界区域和区域性事务治理等构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事项。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发挥中央立法的统领与监督作用,同时允许和支持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立法。具体来说,中央层面主要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领域专门法和区域特别法等,规范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保障国家战略区域、国家级区域功能性平台的发展,地方层面通过协同立法为区域性事务提供统一性规则。     

国际海底区域活动之国际环境法规制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更加严峻,对国际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蕴含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中的环境保护要素,逐步走向侧重于规范相关“区域”活动主体“义务+责任”的国际环境治理模式。但从当前的总体情况而言,“区域”及其资源的国际立法仍然侧重于保障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而对环境效应重视不足。故亟需国际社会扩大“区域”活动主体范围并加强能力建设和环境监管、统一相关环境标准并细化环境补偿基金等事项,促进“区域”活动之国际环境治理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以建立健全“区域”活动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对政府投资决策科学性的研究分析

政府投资决策科学与否,关系重大。目前我国在政府投资决策中存在规划决策脱离发展实际,盲目贪大求新,重复建设,投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造成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投资决策体制的责任不明确,政府官员个人决策能力和水平较低,及“局部利益至上”思想的影响等。因此,必须采取提高专家参与程度,加强投资决策立法,加强外部监督和适当引入竞争等措施,提高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体系化视野下的埋藏物制度检视--以与无主物的关系为中心

对域外埋藏物立法进行体系考察，不能当然得出埋藏物适用有主物的结论。关于埋藏物制度与无主物制度的关系，在中国立法与理论界存在“区分适用模式”“特殊转换模式”以及“先占涵盖埋藏物发现模式”三种关系模式。民法逻辑分析方法对现实经验的背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利己主义实践对利他主义立法的削弱，导致三种模式存在“缺乏对无主埋藏物的规制”与“难以实现利益平衡”两大漏洞。应以“埋藏性＋不能判断所有人”的复合标准区分有主、无主、不能判明三种状态，框定发现后之埋藏物类型。通过精细化立法构造全新的“埋藏物规则部分覆盖无主物模式”，助益于旨在实现体系化目标的民法典编纂。     

我国出入境法立法模式研究

文章在考察我国现行出入境法立法模式和其他国家、地区出入境法(移民法)立法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出入境法立法模式完善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并主张我国新的出入境法立法模式应当从目前诸法并立的分散模式,转向以一部“出入境法”为核心的法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