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人口年龄结构指标通常由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来表示,由于变量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将三者一次性纳入居民消费水平模型中分析并不合适.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文章考虑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控制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因素、流动性约束等重要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各变量对居民消费水平一致地表现为负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干扰较大,而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主要是不确定性因素在起控制作用.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经济变量、人口结构变量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前一期的储蓄率对当期具有决定性影响;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以滞后项代表的储蓄习性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家庭债务增长关系的实证考察

文章采用1997~2012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少年人口抚养系数、居民消费、家庭债务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运用单位根和VECM的检验方法,检验了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债务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将促进家庭债务总额的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居民消费总额和长期贷款利率的上涨则会促进家庭债务增长。基于实证结果,笔者建议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完善社会养老福利制度,适量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同时深化金融改革,推行利率市场化,使家庭债务能保持平稳增长并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基于贝叶斯推断的健康老年抚养比测度

老年抚养比能够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但它并不包含健康和预期剩余寿命等信息,因而无法识别工作人口对不健康老年人口的负担程度,从而影响健康老龄化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基于此,文章将老年抚养比分解为健康和不健康老年抚养比,利用贝叶斯推断构建基于发病率、死亡率等参数的数理模型,并对2020—2050年中国健康老年抚养比进行了实证测量及国际比较。实证结果表明：目前老年抚养比为18.4%,而健康和不健康老年抚养比分别为8.1%和10.3%,显著高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养老和医疗负担较重;2030年以后健康老年抚养比将逐步超过不健康老年抚养比,养老和医疗负担将有所缓和。     

计生政策调整的人口数量效应与结构效应考察

计划生育政策经过长期实践,其社会负效应逐渐积累,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考察计生政策调整的人口数量效应与结构效应,文章运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综合采用Leslie转移矩阵、ARMA模型、GM(1,1)等方法,对坚持一胎制、逐步放开二胎与立即放开二胎三种计生政策调整下,2010-2040年我国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进行预测.三种方案均表明未来我国人口总体将呈逐步下降趋势,劳动人口将持续减少,总人口抚养比及老年人口抚养比均呈显著上升趋势.     

基于人口集聚视角的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环节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威廉姆森假说表明适度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集聚反而会导致人口结构恶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为探究中国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创新性地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同时,结合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是否会受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变动规律的差异。研究表明：人口变动过程中存在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人口自然增长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人口净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倒U型,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提升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一致,但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的门槛效应更加明显。从人口变动视角出发,有助于为中国统筹提升各地劳动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商业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广西为例

本文重点分析了广西商业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对1985—2008年广西商业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次通过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我们发现商业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最后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并且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商业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发挥作用基本上是滞后2期,近期效应明显;而经济增长对贷款、储蓄、技术进步远期效应更为显著。     

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动态效应及时空差异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我国西部12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协整方程、ECM模型等计量模型,考察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政府公共投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及其时空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投资的增加对西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其短期作用不如长期效应显著;受各地区经济结构以及投资结构的影响,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存在地区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下降.     

消费趋势考量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消费支出与关键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变量Var模型,基于大跨度时间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中国消费支出的关键问题,进而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逻辑着眼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在影响消费支出的因子中影响效应最大.我国消费的关键问题更多还是由我国经济自身的经济特征和特定制度决定的.     

现收现付制、降低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资料,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缴费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仍为现收现付模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率变化对个人储蓄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个人储蓄率和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当前养老保险制度通过降低缴费率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降低缴费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泛珠三角区域多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及应用研究——基于社会嵌入性视角的分析

通过有效整合经济增长、社会嵌入性和多层统计模型三个方面的理论,构建了基于嵌入视角的多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解决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以及社会嵌入性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精确性问题。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嵌入视角下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整体差异中,60.34%的份额是由经济增长的社会嵌入性造成的。资本存量为正向显著直接影响因素,产值结构为负向显著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增长百度指数、外资依存度和财政支出规模既能显著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又能调节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市场化率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经济增长百度指数、外资依存度还能调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要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基本因素与社会嵌入性因素。     

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和转型冲击

本文将新古典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归置于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建立了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的复合增长模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本向新兴创新行业转移，而产品创新也加深了市场垄断程度，由此带来了“转型冲击”，而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转型后的经济增速会出现短期负面冲击，在长期则显示持续的反弹。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发现中国目前投资拉动的现象比较明显，经济整体上还未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创新引致了我国产出增长率的短期下滑，但长期则有利于其持续提升，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     

函数性数据的微分方程分析方法及经济应用

讨论了函数性数据与微分方程的关系以及微分方程系数函数的估计方法。利用函数性数据的微分方程分析方法对中国及中美日三国GDP增长的波动特征、中国31个省份GDP增长速度的时段差异特征,以及投资率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微分方程分析方法不但能够很好地刻画经济变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和波动特征,而且能够对多观察对象之间的差异以及多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刻画和展示,易于对其进行经济解释。     

宏观经济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长短期影响

本文将购房者、房产商与中央银行纳入统一的模型当中,对房价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模,然后拓展了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长短期分解技术,研究了利率、通货膨胀率、汇率、土地价格以及经济增长率对房价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研究表明,利率上升对房价具有长期的负向效应,短期内会加剧房价的波动;通胀预期在长期内促使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对房价会产生推动作用,短期内,通胀促使房地产企业加快投资速度,房屋供给增加预期引起房价下降的冲击;人民币升值在长短期内均与房价上涨存在正向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和房地产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提高时,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和投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土地价格长期来看推动房价上涨,短期内对房价影响的传导较慢。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经济增长路径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研究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有效性。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公共支出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主要路径。文章在提出债务规模对三条路径影响都是非线性，且作用可能存在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选取2010年到2016年，30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路径进行实证研究。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增加，对公共投资无显著的影响，对私人投资有倒U型影响（拐点约为19%），对公共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部地区的政府性债务规模增加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的影响都是倒U型的（拐点分别约为30%和28%），对公共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西部地区的政府性债务规模增加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公共支出都存在倒U型影响（拐点均在70%以上）。     

城市群经济网络与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借助大数据时代下获得的海量数据,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网络特征,重点研究了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增长效应。首先,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网络、企业组织网络与电子商务网络,对其各自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对比。其次,将网络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使用扩展的J检验方法对不同网络结构下的模型设定方法进行了识别,考察了经济网络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三种经济网络下长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网络结构,其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及无锡位于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核心圈层。对网络结构的模型识别结果显示,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溢出效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在人口流动网络下,资本、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在企业组织网络下,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在电子商务网络下,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     

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研究

政府财政性投入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其投入规模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在建立中国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因素的卢卡斯教育资源外溢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表明：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而其与人力资源的共同作用却对经济增长具有微弱的反向作用。因此,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性教育经费管理和评估、建立高校运行成本核算、提高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等措施,是增强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外溢效应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