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利益调控器的作用;要建设具有回应性、代表性、责任性的政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主导作用;要加强政策执行者能力、责任、道德的培养,充分发挥其在政策执行中的主力作用;要扩大目标团体参与决策的空间,充分发挥其在政策执行中的协同作用;要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监控、评估、反馈机制,充分发挥其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督导作用,从而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政策执行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实施的关键。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对策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环境。     

问责显现的行政执行“中梗阻”现象成因分析

现有对“中梗阻”成因的分析主要关注于对公共政策存在的认知差异导致行为差异的现象,而涉及“行政执行原因”被问责的行政问责事件在逻辑上呈现了另一种现象,即在决策相对“合理”的认知一致前提下,仍然会在行政执行中存在“中梗阻”.多案例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种“中梗阻”现象成因一般显现为执行者个体素质构成及行为选择存在的缺失,包括责任缺失,管理失职,对于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的紧迫程度认识偏差,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角色转换认识偏差,地区、部门或自身利益驱使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管理要素、认知要素与利益要素的深层次影响,构成了“中梗阻”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的难度.     

公共政策的制度梗阻——以闽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以闽西A村为例,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制度梗阻的原因,如农村养老社会化程度低、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低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等,进而从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政策宣传以及建立健全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去寻求对策以消解公共政策的梗阻。     

论我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体制、政策本身、政策执行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存在着一些障碍问题,使具体政策执行及其结果与原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不符,发生偏离,并使政策实施达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分析政策实施障碍现象的主要表现,探讨其形成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社区自治探究

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社区范围内公共政策执行工作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自治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化进程,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功能,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等。公共政策执行中实行社区自治还存在制度、文化、关系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社区自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抓好制度建设、理顺各种关系、开展政策社会化工作和优化配置政策执行资源,以促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解决之道

现实中,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方向上的偏离,二是程度上的不足。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解决之道是：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协调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关系,提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素质,营造适宜的政策执行环境,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与问责机制。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共政策系统的政治参与思想、心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建设、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偏好的有效回应,并确保政策执行主体重视公民政策权益的权威分配和公正落实;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最终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公共政策执行系统价值取向的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主要由公共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目标群体以及执行监督主体等要素组成,各要素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各要素价值取向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表现方式各异。政策执行系统价值取向的构成以及执行系统各要素间价值取向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起着各种不同的影响。     

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也有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重要意义，剖析我国企业文化存在的误区，可以提出改选和建设我国企业文化的对策。     

出土资料中所见的""和"龙"

古     

23·54·100

这三组数字,指新发生的北京三处地标式场所和建筑的变迁。 最近的是23年前出现在龙潭湖的北京游乐园,这片土地曾是南城有名的鸟市,更早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露天游泳池。与日本株式会社熊谷组合资设立的北京游乐园有限公司,应该是国内最早的中外合资文化娱乐企业之一。这个有上百年历史的日本大企业还曾在同期注资兴建了九龙游乐园。能在20年前看好京城文化娱乐消费不容易。据游乐园老员工回忆,建园的19台设备全部来自日本,像观览车（摩天轮）、激流勇进等,实在是太吸引国人的眼球了。其中62米高的大观览车更是创下了当时亚洲之最,“北游”成了北京的新地标,成了外地游客,特别是孩子必去的地方。     

Al2O3-ZrO2复合粉末的制备及相变研究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了Al2O3-ZrO2复合粉末,通过TG/DTA、XRD等分析手段研究了粉末的特性,研究结果表明,ZrO2含量越高,ZrO2结晶越快,结晶的温度越低。Al2O3与ZrO2两相物质结晶生长,从而ZrO2抑制了相变。     

D·H·劳伦斯的弦外之音 ——劳伦斯欧战年代短篇小说中的“毁灭”主题

劳伦斯欧战年代的四个短篇小说具有两个弦外之音一是提醒人们战争意味着两败俱伤,战争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二是表明现代文明已濒临崩溃,“现代人必须重生——像凤凰一样重新获得生命,才能创造出新的文明。”     

陕北方言的“嘞”、“lan”与“来来”

陕北方言的"嘞"、"     

礼器略说

礼器作为礼学传统中的一个概念,因被用于多种语境而致意义所指不一,给礼学的结构理解和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困扰。以《礼记·乐记》所论之礼学三要素“礼情”(礼意)、“礼文”(礼仪)和“礼器”为据,结合中华礼学发展史和当代人类学对民间礼仪活动的田野观察,对其所述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加以分疏,可发现传统礼器的概念应包括用来进献给行礼对象的实物和承载此实物的“包装”,以及寄寓在此实物及“包装”上的等级制度和文彩形态三个部分。     

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

当下中国农村养老已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但养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尚未达成,面临着治理的双层运作、治理的分块运行以及养老秩序的陷落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带来了供需脱节、养老极化以及社会离散等风险。对此,各地在养老治理中不断探索出“政府+村社”、“政府+乡村精英+家庭”、“政府+市场”、“合作社+家庭”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在养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仍需政府合理放权、加强社会动员和增加农民自主选择的空间。     

康德认识论及伦理学视角下的"形式"和"质料"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在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在实践理性领域,理性都起着支撑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以想象力为中介的知性范畴将先天认识形式与经验质料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靠的知识.而在道德领域中,康德通过理性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规定彰显出了人的自由性,道德律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通过人的行为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去.康德最后通过上帝的悬设保证了德福一致,从而使形式和质料能够实现最高的结合,这也代表了康德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信心和关切.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