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庞长富同志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九期发表题为《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中,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物质与意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所以不是对立统一关系。我觉得不仅这个根本观点值得研究,而且他的全部论据都是值得研究的。第一,错误的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庞文引证了两段主要语录。一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语录。一段是列宁在《唯批》中批判马赫主义的语录。以此来说明经典作家“否认”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主张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其实恰恰相反。恩格斯这里不仅批判杜林     

再论要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对庞长富同志答辩的回答

拙文《要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在《齐鲁学刊》发表后,有幸得到庞长富同志的回答。他的《“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命题——答张明同志》一文(以下简称《答文》),对我颇多启发,但对其中的许多观点,仍觉有再商榷的必要。我想,这种开诚布公的、同志式的讨论,对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会有裨益的。《答文》否认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关系,所持的基本观点就是:“什么是‘对立的统一’?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对立的统一’的重要含意之一就是矛盾双方各以和它对立着的另一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着,即失去一方,它方就同时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条件。”(以下凡引《答文》,不再注明出处)他接着说:     

坚持辩证法 正确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意识反映和反作用的对象问题同康才洪同志商榷

意识反映物质又反作用于物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成定论。康才洪同志在《论人的意识反作用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5期,以下简称《问题》)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意识反映和反作用的对象不是物质,而是具体事物,“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这个命题不能成立。《问题》的意见,不敢苟同。其症结所在,是偏离了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即基本规律,下同)究竟是几个?是一个,还是三个?这是哲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庞长富同志今年四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通过讨论来明确这个问题,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恩格斯“怀疑”过量变质变规律吗?——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在今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庞长富同志认为,“恩格斯对于把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规律,甚至仅仅作为化学上的规律,也是有些保留甚至怀疑的。”作者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要确定一条规律是否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要看这条规律是否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否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我们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样,都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恩格斯一贯地、多次反复地肯定了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并对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从一八七三到一八八五年前后约有十二年的时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写出了两篇有关量变质变规律的经典性的论文和许多札记、片断。从这些论文、札记和片断中,可以看出:第一,这条规律是在当时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中着重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革命     

坚持“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康才洪同志商榷

康才洪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5期著文认为,“人的意识对具体事物有反作用”。应该说,这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这样的命题不能成立。这就值得研究了。在我看来,“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无可非议。首先“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与“意识对具体事物有反作用”是一致的。康文所说的作为意识反作用对象的“具体事物”未加任何限制,我理解,这里的“具体事物”,就是泛指客观存在的一切具体事物,而不是专指某一特     

怎样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与梁克同志商榷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梁克同志在“理论与实践”今年第五期“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则”一文里肯定了它的正确性,这是对的。但是当论述到如何理解和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时,梁克同志的一些见解却值得商榷了。在这里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理论学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理论     

正确理解肯定判断宾词周延性情况——与杜岫石同志商榷

肯定判断(包括SAP、SIP)宾词的周延性情况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对此问题逻辑学界长期存在着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SAP,还是SIP,它们的宾词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周延的,但在特殊情况下是周延的。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强调应尊重大量思维材料的实际情况,不能抹煞特殊情况的客观存在。杜岫石同志在《SAP不能换位为PAS吗?》一文(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以下简称杜文)中阐述了这种观点。与此相对立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SAP,还是SIP,它们的宾词都是不周延的。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强调应该把在判断中被主观断定的主,宾词外延间的关系与主、宾词作为两个孤立的概念客观上外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就是持这种观点的。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各有其正确的一面,也都有其错误的一面。前者的正确之处在于它考虑到了在具体的肯定判断中确有特殊情况存在,错误之处在于它把具体判断中主。宾词作为两个孤立的概     

关于物质论与实践论的统一——与陆剑杰同志商榷

《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发表了陆剑杰同志的《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论与实践论的关系》(以下简称陆文).陆文纵观了在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讨论中的意见分歧,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和实践论及其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何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的问题上发生对立,而形成一系列对立的哲学理解的."我认为,陆文抓住了在这一讨论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对立的哲学理解的实质,但对于陆文所提出的物质论和实践论的对立,"只是在何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心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超出这个范围,便立即显现出二者的统一性",以及陆文从"导论与本论的统一"、"属性论和实体、关系论的统一"和"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统一"三个方面对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不应当恢复“实体”概念来规定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与黄楠森同志商榷

黄楠森同志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是一本好书。深入浅出,富有新意,读后受益颇多。但我以为黄楠森同志此书第三章第二节(该书第108—115页)中有关对列宁物质定义的评述,却是值得商榷的。     

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余陶生同志商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就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被剥夺之后,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这种“个人所有制”,在我国学术界曾长期被认为是指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提出了异议。正确阐明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近,我们看到余陶生同志在对其它同志的观点(刘光杰:《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点》,《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孔陆泉:《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学习与探索》1990第1期)进行商榷之后提出     

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与张季平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张季平同志的文章《怎样理解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该刊去年第四期上刘光裕同志《只有一个决定作用》一文提出了异议。现在我想就此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与张季平同志商榷。关于“一个决定作用”,还是“两个决定作用”,这是我国哲学界较长时期以来激烈争论的问题。表面看大家对物质第一性是没有疑义的,分歧似乎在于如何正确看待精神的作用。可是,精神总是与物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精神的作用,必须考察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时,主要的观点应当是:(1)物质是精神的根源,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     

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与张凌云同志商榷

<正> 《东岳论丛》第三期上发表了张凌云同志写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文章对于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提出了新的看法,读后颇受启发,但对他的解释仍然感到不甚准确。这里想发表点不同的浅见,以求教于张凌云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我们要讨论清楚什么是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首先必须弄清意识能否对物质起决定作用,如果能起决定作用,那么,只有在什么样的情况或条件下,才能起决定作用。“能否起决定作用”与“在     

如何论证双包责任制与公共积累的关系——同陈力同志兼与刘政同志商榷

陈力同志《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应重视公共积累》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双包’以后仍应坚持提留公共积累,而且这是‘双包’后的经济性质最终是否改变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此,刘政同志提出了异议,(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也谈“双包”责任制的性质和公共积累问题》,以下简称“刘文”)认为“积累属于分配范畴,因此,不能把提留公其积累作为衡量‘双包’生产责任制经济性质的标准”,因为“经营管理制度的经济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是由分配关系决定的”。这种论断,是难以苟同的。     

同一个规律的两种运用——兼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否定之否定”,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在人类社会“所有制”的演进问题之研究方面,曾得到广泛的运用,人们对此也各持己见。张江明同志发表在《学术研究》1990年第四期上的《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一文,在谈到该问题时,这样写道:“社会主义社会从初级阶段公有制到高级阶段公有制的自我否定完成以后,便进入更高级的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否定。这是一个向上的、前进的、永无止境的自我完善、自我否定的过程。不会如同原     

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同蒋一苇同志商榷

读了蒋一苇同志今年3月21日在《工人日报》发表的《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和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两篇文章,我们有一些想法。蒋一苇同志提出的关于工资福利问题的设想和具体办法,很有现实意义,是值得考虑的。他主张首先应当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大平均主义,也很有见地,颇受启发。但是对于文章所涉及的按劳分配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却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一苇同志,并同其他有兴趣的同志一起研讨。     

“物质——实践本体论”难以成立——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徐崇温同志提出“物质——实践本体论”命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概括。他说:“既强调实践,又坚持唯物主义,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光明日报》1988年4月18日)。在《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实践本体论,也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欧力同同志商榷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欧力同同志商榷唐晓东欧力同同志在《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９期著文（下称欧文），对本人就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问题与陆晓禾同志商榷一文所持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中不乏中肯之词，还纠正了本人对某一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我非常感谢他的赐...     

如何理解和运用列宁的物质概念?——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袁宏毅同志在《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如何理解列宁的物质定义和如何表述物质概念的问题,读后很受启发。我也本着探讨的精神,对该文提出一些商榷意见,请袁宏毅同志及其他同志教正。 一、如何理解列宁的物质概念? 《探讨》一文说,“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而且是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所以这一定义的任务不是回答世界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并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上述观点。现在按照该文行文的顺序,考察一下该文的观点是否符合列宁的本意。 第一,从列宁物质定义的产生过程看,列宁的,物质概念是“哲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