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 ,一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 ,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 ,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 ;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 ,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 ;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 ,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其现代意义体现为 :第一 ,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 ,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二 ,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 ,提高国民道德素质 ,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第三 ,对于端正学风教风 ,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     

种“德”者必养其“心”——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的价值维度

“经典”是民族精神文化流淌的坚实“河床”,对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展开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深处却仍然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并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和“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完美的人格.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儒家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儒家视域中的人际正义及其实践性特征

对儒家而言,人际正义就是指一种正当合宜地对待他人的态度、方式和行为准则,作为一种德性,它具有伦理性、交互性、对等性、推扩性、合宜性和实质性等特点,其目的在维护和构建一种追求善的共同体生活,在这样一种共同体生活中,只有仁以爱他人、义以成事业、礼以制秩序、智以辨是非、信以处友道,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和有德性的人。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性品格

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经典诠释的无限可能性与限定性

经典作品由于命题的通约性、内涵的蕴藉性等特征,带来对其诠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又非读者的任意解读,它还需要一个限度,要以“本文意图”和“历史语境”为界限,否则就会导致“过度诠释”。过度诠释与对“误读”的倡扬有关,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并不罕见,只有“回到文学自身”才是避免过度诠释的有效途径。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经典是由历史积淀、认同基础和文化影响三个因素构成的。以此为基点分析近代中国的经典处境,我们会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儒家经典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两种经典的替代关系,是历史变迁所注定的。其中经典的新旧差异、思想的变局、精英的选择与政治的功用发挥着重要的变量效用。循此路径分析,我们对于经典的历史替代关系,就会有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认识。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经典诠释的伦理取向

孔子自述对前贤著述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孔子的"述"实则是叙述、阐述、论述、评述,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述"的形式,融贯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这种"述"体现在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过程之中。孔子对前贤著述的"删""定""修""序",固然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其伦理取向则是最为鲜明的,凸显了儒家"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目标。     

从“四书”学的确立看朱熹经典诠释的三重逻辑

北宋时理学先驱们继承中唐以来的传统,继续批判佛学异端,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从北宋二程至南宋朱熹,理学家们构建了一套宏大、严谨的形上哲学体系。程朱新儒学体系与传统儒学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新的"四书"系统取代了原有的五经系统,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不仅如此,朱熹重在以义理诠释"四书",并根据对"四书"的义理发挥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形上哲学体系,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在对"四书"进行诠释时,朱熹融合汉、宋经典诠释方法,既注重经典的义理发挥,又不废章句训诂,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经典诠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