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罪人--评《红字》的道德观念

作家在讲故事的同时,将哲学思考、生活见解、道德忧虑这些引人思考的东西穿在一根令人兴趣盎然、或者扣人心弦的情节线上.霍桑的<红字>给我们带来了道德思考,尽管这不一定是作者的主观愿望.海丝特·白兰胸前大红的"A"字宣泄着加尔文教对人们精神的毒害和摧残.同时,作品象征手法的运用也使红"A"字产生了魔力.     

从文化自信到虚无:历史叙事的另类形态--《故事新编》与"新故事新编"比较研究

当下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介的所谓"新故事新编"大多以戏谑的方式关注先秦乃至本民族的始初历史,以现时态的情节碎片冲击了文本的封闭性.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精神状态相距甚远.<故事新编>是一次思想的对垒、哲性的交锋;正是这种理性智慧的存在,托起了解构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的希望,透露出生命蓬勃的文化构想.而"新故事新编"则充满了内倾与自敛,弥散着浓厚的神秘与虚无之感.大多数文本以第一人称直述当下的迷惘.这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身份的淡薄与所处困境.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辨"有生于无"

老子哲学以道学为核心,而道学之核心问题是"有"无"问题.对老子"有"无"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及道统"有"无"两种说法.<老子>中既讲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矛盾的说法困惑了中国学人两千多年,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这一千年悬案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资本论》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具有内在联系.<资本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因而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源;"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新概括,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因此二者是紧密联系和一脉相承的.我们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学习,才能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使<资本论>与"三个代表"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出更丰盛的历史硕果.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文章就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谈到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还是写群情;是"纯文学",还是有"功利性";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而且,这种情,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关系重大.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新小说>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为此从经营方式,到期刊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但后来"新小说"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还是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墨子&#183;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     

日本"武士道"揭谜

武士道精神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的古典著作<叶隐>及其著述山本朝的经历中充满了残酷无情、不人道的思想.新渡户稻造撰写<武士道>一书的目的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辩护并使之正当化.日本军人于19世纪末在旅顺、台湾等地进行的残忍杀戮为我们理解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做了最好的注脚.     

关于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从成仿吾《〈呐喊〉的评论》谈起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呐喊>已经定格在历史性的排行榜的最前列.很多时候,人们在阅读思考这部作品之前,已经深陷于"历史定论"的支配和影响中,而容易失去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眼光.成仿吾在<呐喊>出版不久后,提出<呐喊>可以溯源到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而今人却轻易地一概把它视为是对鲁迅的严重非礼.其实,<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至少在形式格调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成仿吾的意见并非仅是"挑刺"和"非难".日本的自然主义起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但并未继承左拉的真谛.<呐喊>看上去近似日本文学,但其深层的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国人"人性"的怀疑和诘问,又画开了它与日本文学的天然不同.成仿吾没有读透这一点,并非是他的浅薄.时间、阅历、功夫是解读鲁迅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适用于成仿吾.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

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白居易对退隐、“独善”问题的思考贯穿其整个人生历程。他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 ,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 ,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白居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统一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宋代的士人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同感。故此 ,对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实不宜作截然性的分期。     

吏隐诗的嬗变

吏隐与吏隐诗主要表达了吏隐者亦官亦隐的思想情怀。历史上的吏隐者有提出朝隐的东方朔、提出大隐的王康琚、提出中隐的白居易以及实践吏隐的山涛、阮籍、谢、王维等著名文人。探讨白居易的吏隐诗,闲适是其主要特点,而且其闲适乃是官场公务之余的个人放松,或者休假时闲雅、悠闲、自足的情调,与传统意义上隐士彻底的“闲”是不同的。     

从两性文化看《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

在传统的两性文化背景下,《白鹿原》中的三位女性:白灵、田小娥、冷大小姐以其不同的方式对既定命运进行了反抗。她们试图超越悲剧的追求虽然最终归于毁灭,但却揭示了民族生命的深层动力,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     

客家传仔《陈白笔》残本的语文探讨

庶民文学作品其书写或抄写上有其常用的写法,客家传仔《陈白笔》残本也不例外,归纳起来,主要有用正体字、用简体字和俗字、用错字、用别字和造字、用客家发音的字几种。在修辞上,客家传仔《陈白笔》残本也颇具特色,主要体现为:在表意方面,常使用设问、譬喻、夸饰、映衬、转化等手法;在形式方面,常使用类迭、对偶、顶真、层递、排比、镶嵌等手法。     

白居易的"比兴"说

自居易诗论中所提出的"比兴"说,大都是作为儒家诗教的一部分来理解的,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其实自居易的"比兴"说也具有艺术手法的含意,表现出较强的艺术功能和审美特征.     

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

白居易和元稹在理解杜甫时存在审视标准上的差异.白居易注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府传统,由此推崇杜诗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其艺术性;元稹注重杜诗新题乐府的新变形式即题与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甚注重杜诗的价值追求.     

论科技传媒如何贴近广大群众——以中央电视台《科技论坛》栏目制作为例

科技传媒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知识起着重要作用。要使科技传媒贴近广大群众,就要寓教于乐,让广大群众了解身处科技前沿的科学家;要让应邀嘉宾与广大观众互动,产生共鸣;还要巧妙设计情节,活跃节目气氛;更要推陈出新,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放浪情欲与仕婚理念的错位整合——白朴杂剧《墙头马上》的泛人文内涵

白朴的爱情喜剧《墙头马上》不仅突破了原始素材"止淫奔"的劝诫题旨,传达了在异质文化浸润下以张扬人类本能情欲为表征的"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婚姻理想,也形象地揭示了剧作家强烈的个性解放欲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对峙抗衡,并力图凭借人性与情欲这条具有超时空特质的精神纽带,实现人类原欲与仕婚理念的联姻媾和,使全剧呈现出张扬个性与皈依礼法相互扭结的泛人文内涵。     

略论梅尧臣与宋诗的关系

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定论。梅氏何以成为宋诗鼻祖，诸大家并未详论，后世学人多沿此说，亦未加深辨。仔细检视宋初诗坛，梅尧臣成为宋诗祖师，既是文运使然，又与个人努力、文友力推关系密切，而最关键因素则是梅氏一改宋初白体、晚唐和西昆体诗模拟矫饰、回避现实的浮靡习气，以平淡恰切的诗风抒写宋初的社会现实，开创并树立了有宋诗歌典范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