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

倭国使节到隋朝,是自南朝中期两国交往中断以来国家关系的重建。对倭国而言,恢复与中国的交往,既出自其国内政治改革的需要,也与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相关联。对隋朝来说,同样存在与朝鲜国家关系相关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秩序的重建。因此,双方的利益既有一致的方面,也存在着矛盾。隋代双方重建国交的种种摸索,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论隋与突厥关系的发展进程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我国西北地区的突厥族强大起来,统东北西域诸民族与中原抗衡,形成两雄对峙的局势。此时,隋与突厥的关系成为诸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影响着隋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否,而且左右着隋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无论从中国民族关系史还是隋代社会发展史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隋与突厥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开皇元年至四年(581—     

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

隋朝平陈后，普遍更改南方地方行政建制，大批任命北方官员，强制推行北方社会制度，激成南方地方豪族领导的广泛的反隋斗争。这一反抗被镇压后，隋朝也以此为契机，转而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方针，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服从的前提下，允许南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形态，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论苏威

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重要的朝代,它所创建的制度,为唐以后各朝所沿袭,影响深远。隋朝能统一全国,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一度繁荣,是和隋文帝杨坚注意选拨贤才,善于用人分不开的。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它的杰出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隋代也有它的杰出人物,苏威就是隋朝一代名宰,是一个封建政治家。关于苏威其人,至今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对苏威生平及其主要活动作一概述,以就正于方家。     

隋代南方诸族概说

隋代,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乱与分裂局面。封建统一国家的再建,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密切了国内诸族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并为南方诸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历史环境。因此,隋代虽然只经历了不到四十年的短暂时间,但它在南方诸族的发展史上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本文拟按地区与族类,对隋代南方诸族略加分析。     

隋朝畜牧成毁初探

唐初得隋马三千的记载,不但不能概括隋朝畜牧业的总成绩,还给人一种隋马稀少的印象。其实,隋朝畜牧业曾经盛极一时,既存在着一批规模很大的官牧监,也具备浓厚的民间畜牧风气。隋朝官牧监的经营由盛转衰的原因,值得反思之处很多,过分征用马畜致使牧源枯竭,畜牧资源配置不当,战乱频繁破坏了畜牧业生产所赖以存在的安定环境,最终导致隋代畜牧业的大衰退,却为唐朝监牧的发展准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     

论隋王朝的殷富与财政改革的关系

隋代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最充足的朝代。本文从隋朝财政改革的角度，集中分析了均田制、赋役制、仓廪制改革及推行“大索貌阅”制、财政节减政策对国家财政积蓄的积极历史作用。     

从隋唐碑刻看隋朝的国名

隋朝国名最初究竟是"隨"还是"隋",隋文帝杨坚是否因"隨"字带有"辶"而将国名由"隨"改为了"隋",学术界争论已久。隋、唐时期的碑铭中显示,隋朝的国名至少有7种写法,其中,既有"隨",也有"隋"。"随""隋"两字自古就有通用现象,隋代碑铭中多次出现国名"隨"字,足证历史上不存在隋文帝"改隨为隋"的情况。     

隋朝名臣高Jiong悲剧命运之成因

高颎是关乎隋朝兴数.但特定的历史条件所构成的政治环境,造就了高颎必然成为那个时代悲剧人物的典型.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四阶段发展的判定及特征分析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税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制的诸多特点和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还在于它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我国农业税制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发展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汉魏之际的发端、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大变奏.     

扬州梅花名胜考

扬州是古代艺梅的一大胜地。隋唐以前扬州治在江南,南朝梁何逊法曹咏梅之事不在今扬州,但却成了扬州梅事的一段佳话。宋以来梅花欣赏、种植风气高涨,扬州是其中一个重要地区。著名的赏梅胜地有南宋真州梅园、扬州梅花岭、蜀冈"小香雪海",康乾之世盛极一时的扬州园林也大多有梅景营建。     

略论曲词不产生于燕乐

燕乐的名称需要重新界定,燕乐的本质为外来胡乐,曲词并不产生于燕乐胡声,而与六朝江南清乐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隋代初唐的燕乐,是以胡乐为主体、以大曲为表演形式的宫廷俗乐;盛唐时期的曲子,乃是经过法曲变革之后所形成的以清乐(吴声西曲)为主体、以声乐为本质属性,以内宴、家宴为主的音乐品类.     

政治妥协与西方政治发展

英国政治发展属于典型的渐进—妥协模式,美国的政治发展中也充斥着政治妥协,许多重大的问题往往是通过政治妥协得到缓解并进而一步步解决的。妥协是许多西方国家解决国内政治冲突、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妥协实现发展,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作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的妥协却有着深刻的根源,因而妥协依然将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成为推动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手段。     

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

秦汉之际,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对统治思想和治政方略作出了巨大变革和调整.汉代统治者抛弃了秦严酷的施政手段,承继了秦朝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并将主张君道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和儒学确定为治国之本.新的施政方略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又顺应了人性伦理的需要.治政方略调整的结果使政治与神学、政治与家族关系相契合,并在调节社会矛盾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此一变革与调适,使汉初社会正义与进步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但是,汉初的一切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矛盾,社会进步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协调在不断孕育和诱发新的矛盾,最终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和灭亡.     

文祥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局

文祥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中枢大臣.尤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次重要内政外交中,他以自己独有的见解与具体行动参与其中,影响了当时的政局.总体而言,他在历次内政外交大局中的言论、思想与活动,维护了晚清政局的稳定,客观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向.     

试论隋代后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代后期,在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和国防建设的同时,隋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把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发展与融合作为隋政权获得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把兴办教育作为培养人才、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主要手段。隋代后期的学校教育和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隋炀帝超越北方文化局限,以融通南北而创造统一文化的历史精神分不开的。     

试论中古士族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兴衰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一度活跃和有影响的士族家族之一,濮阳宇文氏家族兴起于西魏北周时期,鼎盛于隋及唐初期,唐中期逐渐沉寂于政治社会。依靠政治投机取得高官,是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家族个性特点。濮阳宇文氏家族的衰落与时代因素以及家族成员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有关。     

隋唐时期山东手工行业的特点

隋唐时期山东手工业的发展颇具特点，形成了盐铁生产、药材制售、印染纺织、石器制作、船舶制造等多条生产链。深厚的区域文化积淀为手工行业的深层次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创新动力与市场需求背景，行业新技术的及时采用保证了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阿胶、北海盐等终端产品的多种市场定位情形，表明唐代山东各手工行业绝非盲目生产。而石砚、羯鼓、天然药材、桑柘、楸、海盐等以自然富源为基础的产业链的形成，见证了隋唐时期山东合理利用自然富源并赋予其文化内涵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