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论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隐含性特点

当代复兴的宗族组织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后的残存宗族,组织形态与传统的宗族组织相比,已表现出现代社会才能有的特点。本文以青龙村各时期的行政制度与当地宗族制度重合程度及宗族的日常活动为例来分析残存宗族组织的隐含性的特点。     

中国古代宗族人口探析

<正> 人口是构成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因素,而由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便是人口所赖以存在或附着的主要形式。在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宗族对人口的影响很大。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宗族人口的一些方面谈点看法。一、宗族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变化所起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宗族群体中,宗族对人口     

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魏晋南北朝宗族伦理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伦理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宗族伦理规范的提出和完善。魏晋南北朝宗族伦理特点是:强调遵从封建伦理纲常;重视保全宗族、门户和个人;注重宗族、门第教育;重视家庭伦理;强调和衷共济,荣辱与共,维护宗族组织内部的团结等等。宗族伦理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降解了当时社会恶性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以后社会良性运行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当然,其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     

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非理性基础——与方朝晖先生商榷

现代意义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是源自家族与宗族的自然延伸或扩大,而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基础的传统秩序崩溃以后的产物,因为从家族和宗族中脱离出来的个体需要寻求更大更强的集体归属。集体归属、非理性化、神化倾向以及受到挫败后的民族耻辱和民族报复心理是所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中国或东亚的独有特点和鲜明特征。就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而言,与其说是“绑架”,不如说是纠缠在一起的孪生兄弟。它们始终都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变的产物,并随着中西之争与古今之变的变化而变化。     

“被告山杠爷”:公权力对宗族权力的替代

随着公权力逐渐集中于城市或中心集镇,乡村社会中开始显露出公共权力真空化的端倪。长期处于被遏制状态下的宗族权力重新活跃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权力收缩之后留下来的空白地带。在公权力替代宗族权力的过程中,宗族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正义的规范意义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但是,从法理上分析,公权力对宗族权利的替代是实现乡土正义的最终途径。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宗族与江西古代农村社会--安义千年古村个案研究

宗族是中国古代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安义县两大传承久远且完整的大宗族的个案研究认为江西古代农村社会是在宗族的形成、扩展过程中开发出来的,而江西宗族的形成和北人迁赣又是紧紧相连的;宗族以其金字塔式的结构特点,以其族产、族祠、族谱形成的凝聚机制,以其家法族规形成的约束机制及宗族的教育塑造机制,维系着中国农村社会超稳定发展;而光宗耀祖的宗族观念严重阻碍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阻碍小农经济结构的变动,加固着农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

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 ,我们认为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 ,在改革中遭遇了历史性瓦解。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 ,传统的集体性宗族因与新制度发生组织性同构而得以延续 ,并在农民面对灾难而向自身寻求保护资源时得到了增强。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 ,开始了其“公民化”进程 ,使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 ,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50—1979对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宗族仪式重现和宗族功能的“显扬”，宗族研究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前是处于被打击、从而被瓦解之中，改革后宗族逐渐重建和复兴（黄树民，１９８９；冯尔康，１９９４；钱杭，１９９５；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１９９８）；但Potter夫妇（１９９０）、唐军（１９９６）、赵力涛（１９９９）的研究却表明另一种状况：宗族在改革前仍然存在，而且通过它塑…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村社区中宗族势力再度兴起的原因、影响与对策

宗族势力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同宗同族人所组成的一股力量,它曾经是旧的统治阶级借以维护其基层农村社区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建国后,宗族势力遭到了打击。但是,近年来,在某些农村地区,宗族势力再度抬头,并有继续扩展之势。虽然,宗族群体是一种松散的利益群体,其所形成的宗族势力与过去相比也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作为一种封建残余,这种力量仍对农村社区起着一定的破坏性作用,已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破坏性力量。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