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与桓温北伐

<正> 桓温北伐是东晋中期南北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认为桓温北伐的性质是封建正统的汉族东晋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发动的民族战争,认为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江左内部荆扬之争的牵制。我以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进程已有相当发展,民族和融使得北方民族关系较为缓和。这样,桓温的北伐是为巩固东晋封建统治而战的,其性质并非只是民族战争,民族冲突的色彩并不浓重;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桓温遇到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有实力相对抗的,北伐又得不到北方汉人有力的支持。     

军阀争斗下的东晋统治研究

东晋自建立之日起,国内南北门阀世族代表人物之间的相互排挤、争夺甚至大规模的征伐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者权臣佣兵自立,欲改朝换代,迫使君主与其他门阀世族力量一道,粉碎当权人物的痴心梦想;或者某一门阀世族独家坐大,侵吞其他门阀世族的利益,引发战火.在东晋,君为臣纲、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秩序一直处于建立过程中.军阀战乱、社会动荡是东晋政治统治的基本特征和运行状态.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史上,东晋是一个由王、庾、桓、谢四族为代表的高级士族先后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为什么出身“寒微”的低级士族刘裕敢于觊觎皇帝宝座,而最后终于得以如愿以偿,凌驾诸高级士族而上,推翻司马氏,建立宋王朝呢?其原因我以为最根本的就在于东晋后期高级士族的没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而这一切正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与马共天下”与东晋政治

“王与马共天下”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种特别形态.蜀汉时,刘备、刘禅与诸葛亮密切合作,使得蜀汉政权顽强地生存在魏、吴两个大国之间.西晋灭亡以后,北方门阀世族与南方门阀世族联合起来,在建康建立起“共天下”的东晋王朝.“共天下”既是皇帝与权臣共处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东晋君权的实际运行过程,其支撑着东晋政权延续了百年.     

简析东晋世族仕宦特点

治史者一般认为,门阀制形成确立于魏晋,发展鼎盛于东晋。但在研究过程中常把东晋和南朝相提并论,由此造成错觉和混乱,以至有人认为东晋世族一开始就已糜烂,其实,东晋时期世族正处于朝气蓬勃的极盛阶段,从而导致门阀制发展至鼎盛时代。本文即是对其入仕情况作一试探。     

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

在汉魏更迭之际，门阀世族开始崛起，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当时政治局势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荀或父子功业和政治命运的分析，论述了荀或悲剧政治命运的根源和荀颉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目的，昭示了那个时代世族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的直接关系。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魏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战争的个例研究

公元416年,东晋太尉刘裕分兵数路北伐,历时一年,最终灭掉了建都于长安的后秦政权.刘裕这次北伐取得胜利,除了战略布署得当、充分利用了后秦内乱的机会以外,主要原因是此次战争类似祖逖、桓温的北伐,负有收复中原、统一南北的使命,得到了中原汉族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刘裕北伐后秦,也是东晋历次北伐中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陶渊明仕隐心理轨迹探析

晋代实行“九品中正制”,“品”与“品”之间的等级极为森严。居于上等品级的门阀世族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享有着合法的世袭特权,与此相对应的社会阶层被称为“庶族”、“寒门”和“贱族”,他们普遍遭受着政治上的压迫和世俗观念上的歧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是这种等级制社会的真实写照。陶渊明的曾祖陶侃给其家族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但从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族迅速衰微的历史看,他并未跻身于真正的门阀世族之列。显赫的家族史和所处低贱的社会地位,形成了陶渊明深刻的自卑心理。《命子》一诗中自编的家谱,便是他对家世地     

西晋士族误国与东晋士族的振作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是西晋太尉王衍临死前的一段自我反省。“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是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对西晋士族误国深恶痛绝的指责。两晋士族门阀在对待国家政权的命运上,态度截然不同。西晋士族视国家兴亡与己无关,     

王羲之辞官原因新论

王羲之是因为和王述矛盾激化而辞官的传统说法不全面.王羲之与司马昱之间、琅琊王氏和司马氏之间,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以及它们与东晋权臣桓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导致了王羲之的辞官.所以说,王羲之的辞官是东晋门阀士族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门阀政治与东晋史学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期的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有的政治形态,它以空前强盛的庄园经济为基础,与皇权政治相抗衡。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发展演变影响到此时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撰述。在东晋史学家、史学撰述与史学思想均受门阀政治演变影响的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对门阀政治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二者关系十分密切。     

读书、议政思潮与晋初政治

自魏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来,门阀世族凭借家世祖荫,世世代代入朝做官.在入仕从政、游玩享乐之余,门阀世族阶层也将读书论道、著书谈玄作为家学和特长发扬光大,出现了一个将谈论学术与评价政治相结合的思潮.魏晋更替之际,门阀世族又将此思潮引向表达自己政治态度和选边站队的方向.西晋建立后,经武帝大力提倡和引导,择善从良,百官大臣们建言献策,著书立说,为新王朝奉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精神财富,出现了与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媲美的太康之治.     

阮籍、陶渊明诗风形成的异同——有感于丹纳的《艺术哲学》三要素说

阮、陶代表的民族特征最明显的莫过于充分显示了儒家民族精神的理想品质。他们展示给后人的高蹈尘世的道家精神追求，其实只是掩饰儒家社会价值失落的悲情幌子。阮籍主要生活于曹魏时代，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燕赵悲歌的慷慨之气是北方文学的一大特色。陶渊明生活于东晋。东晋偏安江左，受楚地文化影响明显。纤丽平和的情感是南方文学的特色。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两个方面的时代因素对阮、陶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门阀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

门阀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赵昆生司马氏代魏，从司马懿开始，历经三代四帝七十多年，于９６５年建立晋朝。这个阶段充分表现出了门阀世族阶层的勃兴、强盛及控制封建王朝最高统治权的全过程。门阀世族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演变道路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     

南朝新兴世族:南阳新野庾氏研究——南阳古代家族史系列研究之四

<正>世族门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一般认为,这一特殊阶层形成于曹魏西晋,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的确,这一时期许多世族门阀的兴衰符合这一概念,但也并非各家都是如此。晋宋之交时,不少世族之家因权力更替而走向衰落,但也有一些原是默默无闻的家族因拥戴有功而成为世族。对于前者,学术界已作过不少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对后者却很少有人问津。本人不揣浅陋,将形成并兴盛衰落于南朝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