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与红色青春想像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成长者的“接受”仪式和“洗礼”典礼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生”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机制;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范式的“回补”手段。这种成长叙事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想像与喻证。     

试论《青春之歌》与《未央歌》思想的同中之异

＂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向我们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生们富有激情的革命生活。同期在港台海外热读的《未央歌》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出抗战时期年轻学生的理想生活。两书都精彩地描绘出战火纷飞年代的别样青春。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小说的比较,探讨在不同文化影响下,青年人思想的相同与差异。     

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     

试论《青春之歌》中"小资"成长叙事的策略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和改造成为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具体而言,引路者的“布道”和成长者的“洗礼”仪式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发”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策略;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叙事的“回补”策略。这种成长叙事直接指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主题。     

《青春之歌》的主题变奏及其生存策略

《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经典文本,其主题的复杂性和多向度是小说获得多重意蕴和巨大解读空间的重要因素。小说一方面对女性自身成长这一主题有着自然的亲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听从意识形态的召唤,将其归并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时代政治主旋律中,在主题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个人话语与政治话语间的合理对接。正是这种生存策略使得这部当代小说胜利出围。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叙事——以《青春之歌》与《大学青春》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理性的规约下,大学叙事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反映30年代学潮运动的《青春之歌》,还是描写5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的《大学春秋》,"十七年"大学叙事都贯穿着共同的成长主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让个体生命的成长与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值得赞美的青春。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十七年"大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也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多的规定和约束,从而缺乏文学自身更多意义生长的空间和可能。在关于大学的想像中,虽然《青春之歌》不如《大学春秋》那样具有"切肤"的质感和生动的体验,但是二者都同样交织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两种不同的传统。     

唱响青春之歌

“一年之计在于舂，一天之计在于晨”，青春时节是一个人美好的时刻，让我们为自己的青春喝采祝福吧。     

《青春之歌》的传播与修改

"十七年文学"中,现代历史题材的小说流行一时,受苏联作家的影响,中国作家创作了一系列宣扬革命主义的长篇小说,许多"红色经典"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这段历史的文艺政策和传播环境也对当时的现代历史题材小说提出了质疑.本文主要从传播叙事学的角度,探究杨沫<青春之歌>的创作目的和作品的传播效应,旨在揭示其前后文本修改的意图.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学潮视野下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对胡适学潮观的批判和对学生运动的描写呈现了自己的特点.它与作为小说主脉的林道静阶级意识觉醒的线性叙述之间的某种差异,给我们提供了在学潮视野下重建一个充满对峙与对话空间的契机.这一学潮视野的参照,或许将有利于我们对<青春之歌>做出更为同情的了解.     

重读《共产党宣言》有感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更替,之所以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这是由小生产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所以必然为社会所有制所代替,而不是为私有制所代替,这是由社会化大生产决定的.在马恩看来,将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实行社会所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马恩是从实现整个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两个决不会"不是对"两个必然"的否定,它与"两个必然"都是唯物史观思想的具体体现.     

从鱼的故事读《庄子》

<庄子>中有不少关于鱼及其相关意象--水、鸟和渔者的故事,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建构,庄子表达了他对于人类社会伦理、政治的基本立场,以及对生命和精神世界之终极意义的特殊理解和深刻反思.     

“革命”：作为女性写作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典型的女性写作个案,杨沫以女性细腻的笔触揭示了革命的心理内涵和文化功能,在革命堂皇的正义性下掩盖着许多秘而不宣的动机、欲望和幻想,在心理体验的层面,革命是最富幻想性传奇性的审美意象.而且林道静的革命激情还交织着更加隐秘的女性欲望满足长期历史压抑形成的服膺男性价值、逃避自由、受虐情结.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对人文知识界和社会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红高粱》即是莫言受此影响的重要作品,置于百年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不难看出《红高粱》关于战争历史的呈现完全迥异于此前军旅文学为读者提供的书写经验,对于农民革命书写中农民英雄,《红高粱》置换了其中的主体性内涵,而在关于人的发现的各种叙事中,《红高粱》以强者的发现在八十年代有效地照应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