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把“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为我国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及一些倾向性地方政策,正在削弱和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的根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要坚定“三个自信”,从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观念转变上夯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运行基础;另一方面,应按照“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思路和“长久不变”的原则,着手构建长久不变的制度体系;同时,处理好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与支持农民创业创新和发展农户经济的关系。     

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建构与优化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和X省的个案分析

以X省某类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个案,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以政府作为发起行动者推动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构。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者网络形成过程可以理解为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过程,发起行动者主导的“转译”机制是促成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在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存在因内部角色冲突而处于“认知不足、认同不够”的“消极内耗”状态,因行政化“征召动员”而处于“被动联结、机械协同”的“弱联盟”状态,因制度缺位而处于“关系疏离、交互异化”的再生秩序“畸变”状态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加强行动者内部角色塑造、补齐行政化“征召动员”短板、健全培育与问责制度,以促进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优化。     

信息技术与乡村创业组织的创新实践

在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通过新兴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和组织关系,形成家庭网店、代工合作社和一体化企业三类新创组织。借鉴制度创业理论,以互动建构为分析框架,延续“差序格局”的研究路径,探讨新生代农民如何运用乡土的关系策略进行创业组织的创新实践。关系策略的实施立足于新生代农民的自我建构,依托“推己及人”的传统伦理进行关系外推和关系内聚的双向运动,实现对组织内文化性和工具性张力的商榷,并逐渐形成共生的创业生态群。这一双向运动表现为:一方面以“己”为中心不断“外推”,将传统“仁爱”情感作为“圈化”动力;另一方面将“己-人”作为判断自我与他者关系亲疏的依据,融合互认因素,建构“自己人”的共同意识。关系策略推动“互联网+”创业组织逐级演进,促使技术更迭并形成组织规模上差异化的创新实践。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变迁问题及对策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变迁及其存在问题的研究 ,提出我国在加入WTO后一段时间内必须对原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进行改革。改革的模式为从单一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多元化模式为主 ,以过渡性制度安排为主转变为以长期性制度安排为主。具体表现为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 ,并逐步适应混业经营的国际金融形势 ,建立非银行金融组织体系 ,以满足我国农村和农民对投资与理财等金融服务的需求。     

集体协作视角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的建构——基于“合作组织+产业集群”创业模式探讨

随着市场化机制和全球化机制的逐步完善,农民创业面临越来越强的资本、制度和机会方面的约束,需要建构一条新型的农民创业路径来缓解。"合作组织+产业集群"的创业模式,扩大了农民创业的协作范围,提高了集群和组织内部的分工程度,具备更大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具体地说,建构"合作组织+产业集群"的新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主要是通过合作组织内部协作和合作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创业来提高农民创业规模和水平;创业农民在集体创业基础上建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内部的集体创业协作来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创业精神组织之间的协作创业形成产业集群网络,通过产业集群组织来获得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集体创业和协作创业获得更大的创业租金。集体协作视角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的建构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努力:建立具有创业理念的合作组织,提高组织创新绩效;建立基于产业集群组织的内部协作精神和信任关系;系统优化农民创业的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完善农民协作创业的网络环境,从而推动区域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台湾的“农会”发展与组织

50余年来 ,台湾“农会”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农会”不仅协助台湾有关方面推行农业政策 ,提供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文化所需的各种服务 ,同时透过“农会”的教育训练 ,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与技术水平 ,促进了农民政治与社会移动性的提升 ,“农会”对台湾农业与总体经济发展确实贡献卓著。本文主要说明台湾的“农会”组织协助台湾有关方面辅导农民发展农业之经验 ,以供参考。     

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内在机理与行动路径

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产业韧性强”，具体表征为产业适应力强、产业变革力强、产业竞争力强与产业发展力强。农民教育有助于通过培育产业适应力、变革力、竞争力与发展力而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当前农民教育面临教育体系前瞻性不足制约产业生计韧性生成、教育主体“专家-依附”行为阻碍产业复元韧性锻造、教育活动乡土“祛魅”约束产业功能韧性拓展、教育平台支撑不力阻滞产业过程韧性提升的行动挑战。基于此，应增强农民教育体系前瞻性、加大韧性导向的农民教育制度设计与资源供给，促进农民教育主体观念调适、践行专家系统与农民教育系统并重下的协同发力策略，推动农民教育活动“在地化”连结、转化乡村价值体系，完善农民教育平台多元定位、拓展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以支撑乡村产业韧性水平的整体提升。     

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探索——实践考察、构架设计与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市场化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规模过小且过于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有效接轨.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是指农业社会分工的协调以及交易的进行由中介组织来主导的一种市场农业运行模式,其基本构架由农户、中介组织、市场体系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实践表明,中介组织在国内外市场农业的微观运行中实际上起主导作用.我国农业要实行中介组织主导型市场农业体制,必须采取的措施是①进一步明确和巩固农户的基础地位;②大力促进中介组织发展,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③建立以中介组织为枢纽的宏观调控运行体系.     

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行为定位与制度创新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中,应合理定位政府行为,政府既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又给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充分的自主权.从多视角提出了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架构和依赖路径.     

治理制度与中国国有资产营运机构的发展

国有资产营运机构作为中国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国有经济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资产营运机构逐步在建立与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但总体上讲治理绩效不佳。公司治理不仅取决于理论的逻辑演绎,还取决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重点分析中国国有资产营运机构的治理制度。在归纳、总结中国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等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国有资产营运机构的治理新制度。     

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文章是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反映了目前北京市推广体系的一些最新发展状况。本项研究是对北京市的市、县(区)、乡(镇)三级636个推广机构的调查统计,同时走访了一部分推广部门的负责人及科技人员,并深入农户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访谈结束之后,对所获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为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与解决企业筹资困境的制度与立法争议

我国新修订《公司法》当中,借鉴了许多国外的先进立法,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些新的条文与组织形式。另外,坚持了传统的资本三原则,实践中,公司为了坚持资本维持的原则,经常与企业的筹资发生冲突,导致公司筹资困难,引起较多的争议,本文将就坚持资本维持原则与解决企业筹资困境的制度与立法争议进行相关探讨。     

新疆油气能源基地产业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该文从产业体系构建的角度,探讨新疆油气能源基地建设路径。围绕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及产业组织,提出具体的产业调整内容。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东联西出、向西开放战略,使新疆成为国际能源经济中心;优化产业结构,延伸能源产品链,通过对整个中亚次区域经济圈的能源资源整合,促成加工业发展;构建合理的产业组织形式,引入民间资本,培育产业集群。     

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的职能、作用及制度基础 — — 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我国加入WTO,使农业面临的挑战更多地来自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导向和约束作用不断加强,这要求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很低,需借助适当的 中介组织.文章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例,在分析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涵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的职能、作用以及作用发挥的制度基础.     

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的农民身份制度建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处于不断的被建构过程中。中国农民身份经历了由农民变为农民工再到产业工人的变迁过程。但国家不同时期对农民身份制度的不同安排,都是权衡利弊,看到了潜在的产出大于成本,于是主动设计和安排制度,强制人们认同和执行。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惯性,使得农民工转换市民身份遇到很多障碍。改革阻碍农民身份转换的正式制度,重塑非正式制度来推进农民身份转换显得特别重要。     

美国安然公司事件引出的制度问题

美国的“安然事件”暴露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薄弱环节,文章对其引发的诸如“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有活力”、“公司法案修改是否能堵塞漏洞的作用”、“如何治理公司结构”等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规避缺失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