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谈1940年代文学全景中的重要一角

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被包含在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之中,多元的大众化样式已成为文学的时代特征。解放区文学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演变成为＂农民大众文学＂,出现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街头诗、墙报、通俗故事、赵树理小说等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农民文学。而沦陷区、国统区则出现了都市大众阅读类型文学,即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市民大众文学＂。于是,在1940年代,农民＂大众化＂与市民＂大众化＂发展到一起,出现了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促使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和中国化。     

文学理论教学中的个案分析——文化诗学理论下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个案,论述文学理论教学必须与文学阅读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提高文学理论教与学的质量。文化诗学理论视野下的文学批评的研究路径首先应从文本的诗意解读入手;其次,从艺术形式背后探究文本传达的审美理想和作者的审美心理;再者,从作者的审美理想挖掘出文本中蕴含的时代文化语境和文化精神。以此为理论观照,解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梦境化的叙事表达、＂精神的真实＂的审美追求以及关注个体生存状态的人文主义文化精神。学生在学习文化诗学相关理论的同时,也学会了运用其理论来进行实际的文本批评。     

描述翻译学概述及其发展趋势

描述翻译学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研究操纵翻译行为的规范为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对翻译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学者图里1980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并于1995年推出新版,其中的＂翻译规范＂概念一直是描述翻译学的研究重点,而＂伪翻译与假称翻译＂的例子则诠释了翻译规范的作用效度。90年代初,以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掀起了一场＂文化转向＂运动,将描述翻译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针对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描述翻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学因素,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思考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翻译规范概念。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论《白毛女》创作的叙事演变

歌剧《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是20世纪脍炙人口的作品。《白毛女》故事原型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形态,文章以40年代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和"文革"时期出现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民间流传到成为40年代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又随着时代变迁走向革命样板戏的历程。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其版本变化和叙事细节的具体原因。以两部作品内容和形态的异同为切入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艺政策和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从政治权力话语干涉和民间话语两方面分析了叙事产生变化的原因。     

文化与权力运作视域下的《华女阿五》

美国华裔作家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颇受争议。从小说创作过程中白人权力的介入与＂改写＂、出版后主流文化选择性的＂挪用＂与＂经典化＂、文本中东方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协商＂三方面来分析小说内外文化与权力的运作,发现黄玉雪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并不能简单地以＂白化＂或东方主义来概括,因为《华女阿五》的背后有着文化、权力、霸权、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纠结。     

从喜儿嫁黄世仁说到打破“禁忌”

最近在《作家文摘》上看到长平先生一篇题为《白毛女嫁黄世仁的禁忌》的文章。文章写得虽然曲曲折折,很不明快,但仔细一琢磨,意思还是清楚的。即是说,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一种＂禁忌＂,这种＂禁忌＂应该打破。就是说,白毛女可以而且应该嫁给黄世仁。如果这是长平先生个人私下的看法,那是他的自由,     

复仇宿命中的漫游——析《鲜血梅花》的戏仿反讽色彩

余华的小说《鲜血梅花》从文本题目、文本语言和情节结构上看,都带有父仇子报式武侠小说文体类型的明显特征。在父仇子报式武侠小说中,情节模式与情节内涵高度一致。从这种关系看《鲜血梅花》,其情节模式与情节内涵却是相悖的,即仿武侠的情节与非武侠的旨归悖反地结合在一起。对武侠小说的戏仿色彩和反讽态度意味着余华对传统武侠小说＂复仇＂模式及其背后道德伦理根基深刻怀疑。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宠儿》文本中名字的“文化代码”的破译

莫里森的三重＂他者＂身份,使得她的叙事在正式场合＂难以言说＂。在《宠儿》文本中,作家在八个＂文化代码＂中巧妙地植入＂双重声音叙事结构＂,于是,黑人、白人读者通过对代码的破译,都从其中解读出自己期待的＂文化信息＂。在白人、黑人读者的阅读和评论中,《宠儿》里的沉默得到不断的＂言说＂。就这样,莫里森巧妙地在《宠儿》文本中开拓了种族＂言说＂的通道。     

本尼迪克特的意义：比较教育学的视角

《文化模式》一书奠定了本尼迪克特在人类学界的地位,《菊花与刀》则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研究异己文化的成功例证。对这两部著作进行内在向度和外在向度的深刻解读,探求作者的研究视角、方法与理论框架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和意义。     

《宠儿》对《奥德赛》“回家”模式的借用

目前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宠儿》与希腊悲剧《美狄亚》及《圣经》的互文,而该作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互文,却鲜有人论及。本文认为《宠儿》借用了《奥德赛》的＂回家＂模式,在主题、情节上都与《奥德赛》存在着互文关系,为对该作品尤其是对女主人公赛丝人物形象的互文性解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宠儿》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莫里森利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回家＂模式与悲剧《美狄亚》的巧妙拼接,将＂杀婴情节＂放在多个文本的互文语境中观照,使作品成功地走出了敏感主题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修辞性叙事理论视阈中的《奥兰多》

《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部＂小书＂。以往关于《奥兰多》的评论或关注其间的＂雌雄同体＂思想,或探究＂奥兰多＂这一形象在不同文学文本中的演变,或从伍尔夫与奥兰多的生活原型维塔之间的关系出发,以同性恋研究等角度讨论该文本。从修辞性叙事理论的角度重读这一文本,可以看出伍尔夫在创作形式上孜孜以求的革新,她对于＂如何叙＂的深度思考成就了《奥兰多》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I Am Who I Am： ZHOU Ruchang＇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Te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通变、动态视角下的清华简《管仲》文本考察

清华简《管仲》是出土文献记载管子最集中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简文通过桓公和管仲的问答,谈论"学与不学"、"起事之本"、"从人之道"、"设承立辅"等治学为政思想,这些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简帛文献启示我们应树立通变、动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考察早期古书文本生成和学派划分。基于此,文章从历时与共时层面,通过与西周金文、传世《管子》、战国竹简、先秦诸子类文献相互比较,系统梳理了《管仲》文本形成之源流,重新审视了《管子》等诸子文献的年代和早期学派的归属等,认为《管仲》文本源起多端,清华简《管仲》属于楚地竹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管仲学派的地域传播和文化互动。     

五味杂陈的酸辣酱——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中的后殖民混杂性解读

《午夜的孩子》是后殖民文学＂教父＂拉什迪的代表作之一,它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后殖民文本。主人公萨利姆以含混的意识流叙述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多种元素相混杂的自我,以及在自己混杂视野下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混血儿＂——印度。本文试图从叙事者文化身份、修辞技巧以及小说题材三方面来解读该作品所体现出的后殖民文本的混杂性。     

从二元文化对立到多元文化并存——《不不仔》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运用新历史主义的＂客观历史的主体化＂、＂权力关系＂和＂颠覆与抑制＂等观点研究日裔美国作家约翰·冈田的《不不仔》。说明作者采用文本形式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来讲述日裔社群自己的历史故事,冲破主流文化樊篱,打破沉默,争取权利。旨在重塑作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的自我文化身份。     

满族说部《西林安班玛发》史诗性辨析

《西林安班玛发》是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重要文本之一,它不仅承载了满族先民丰富的萨满文化,也在产生时代、文本形式、主体内容、传播流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史诗性。从文本所表现的西林色夫一生英雄伟业及主要情节母题看,《西林安班玛发》也是一部极富民族个性的萨满英雄史诗。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神话历史视域中的《春秋》阐释:"元年春王正月"的创世神话隐喻

前人已证明,＂元年春王正月＂并不是《春秋》所独有的记载体例。那么,为何史官要在开篇和每位国君即位时都要反复写该句？《春秋》学家们从＂元年春王正月＂衍生出的各种＂大义＂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呢？从神话历史视域剖析,＂元年春王正月＂将国君即位时间、物候时间、神圣时间三者相重叠,其神话叙事模式潜在地将宇宙和王权统治隐喻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它包含了＂天-地-神-人＂的互动可能,从而为后人阐释出＂正＂和＂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