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庆历名谏王素

王素是庆历年间著名的四谏臣之一,直言敢谏,积极参与了“庆历新政”,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对王素一生也具有奠基作用。     

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略论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与重塑

从社会转轨变型的视角来审视、评判和重塑公共行政精神 ,有利于引导整个行政体系作出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本质要求的系统变革 ,来增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本质要求相适应 ,公共行政精神应当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互动关系的全新视角来重新加以建塑。就中国的特殊行政生态而言 ,应着力催生具有民主取向、法理取向、服务取向、多元治理取向、公平取向的公共行政精神。     

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隐逸之风盛行     

甲申之际明朝士人心态与选择

甲申之际,数月之中政权几易.大顺、大清与南明政权同时空存在.在这三个政权中进行选择,既表明了士人阶层不同的心态,也表明了这三个政权的在政策方面的得失.概而言之,当时在京的大部分士人包括在京的故明官绅,经过权衡三个政权的用人政策,最终决定投靠清朝.甲申之际明朝官员的这种政治选择,简而言之,是当时复杂政治情况下的产物,具体而言则有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出于家庭利害的考虑;二是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三是迫于在政治上的两难处境.从明朝官员的这种选择中,可以看出易代之际一部分士人对农民军的仇恨和对清政权感恩及对南明政权失望的三重心态.     

略论士人与汉初社会发展

从秦末到汉初的数十年间 ,是封建社会初期剧烈变化的时期 ,政治上由大乱趋向大治 ,经济由凋敝转向繁荣。历代史学家对汉初社会变化的原因及过程曾进行广泛的探讨 ,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本文试图从士人群体的功能和作用入手 ,对士人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进行探讨。一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诸侯各自为政 ,战乱不已 ,礼崩乐坏 ,社会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 ,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各阶级、阶层之间开始了新的变革和组合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士从贵族中游离出来 ,逐步变成以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群体。士人的基本功…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略论古代隐逸诗人的嬗变

古代隐逸诗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身隐”到“心隐”的嬗变过程,隐逸也由一种生活方式嬗变为一种平夷淡泊、性情冲和的人生修养,这种嬗变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影响重大。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明清之际节烈诗歌小议——由明清之际节烈诗歌看士人心态

明亡清兴之际,表彰贞节烈妇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女性慷慨赴死,男性秉笔歌唱,以极端的方式为挽救所谓的世道人心树立光辉的典范。对于女性的死亡,男性作家以一种应然的态度,流露出令人扼腕的冷静和不近人情的热情。正是因为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态度和浓烈的说教气氛,使得这些诗歌极少有艺术美感。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它仿佛是一个信号,告诉读者当时士人的心态和价值追求。     

“庆历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

两宋文化博大精深,从王国维以迄当代,有不少学者在各种著作和文章中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但宋代文化繁荣的焦点也就是高峰期在什么时候、其标志是什么?这一高峰期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呢?本文拟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以及人的因素、学术思想背景、社会需求乃至当时士人心理诸方面,对此作些初步分析。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

较之其他时代,两晋士人普遍将入史、修史视为扬名后世的不朽之事,求名之心颇切,这是两晋史家在世道动荡中仍能撰写出大量体裁多样的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时期士人的天命思想有所减弱,史家多认为天命随时变动。天命有去就、天命不于常是两晋史家普遍认同的天命史观。两晋士人不再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信条,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鬼神问题。众多史家将鬼神、怪异之事记载入史,造就了两晋史学喜谈鬼神的鲜明特色。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士人的这种普遍心态促进了两晋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略论金元之际全真道的社会影响

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在其发展过程中 ,在发挥其宗教职能的同时 ,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 ,对当时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促进蒙古统一进程 ;救亡抚存、消除盗杀 ;充当蒙古汉化的导师 ;社会文化领城的渗透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晚清之际湘赣边界会党的历史嬗变

以湘赣边界会党为个案,从会党的组织成份,会党首领的思想、文化素质及会党活动的性质等 3方面分析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世纪之交 )湘赣边界会党的历史嬗变。认为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与影响下,该时期的会党运动已渐具民主革命性质,有的甚至还成为革命党的同盟,成为民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略论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主要包括爱国、民主、科学、革新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集中体现。五四精神不仅在近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社会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一）爱国精神。爱国精神是五四运动的本质体现、核心所在,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支柱。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看,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表现。在五四时期,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体现…     

略论中华民族精神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形成自己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在全国各族人民决心振兴中华的历史新时期内,我们应当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教育,努力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感,将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一民族精神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它既是一个历史传统的沉积,也是优秀文化的精华,又通过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和行为方式表达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植根于中国这一片桑麻热土和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之中,具有经久不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纵观世界各个文化系统的发展道路,有的民族文化,古代辉煌灿烂,后来消沉;有的民族近代显赫飞扬,古代则渺茫无考;也有的民族虽曾经建立起地跨欧亚的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