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氏父子云,《太史公书》十篇缺,有录无书,其字数理应少于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是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不仅一百三十篇粲然具在,而且却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反比原著多近三万字,而记事涉及太初以后事,乃至昭宣元成之际。显然今本《史记》已非《太史公书》原貌。梁启超说:“现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小传

司马谈(约公元前175——前110年)西汉史学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是一个有广泛文化修养的读书人。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当时有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受易学于杨何”(杨何是当时有名的《易》学专家);“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即黄生,是当时黄老学派的学者)。汉武帝(刘彻)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作了史官(即太史令,通称太史公),主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並保管典籍文献。曾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各派学说,他对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家,有所论述,对前五家有所肯定也有所批判,惟独对道德家(即道家)推崇备至。认为道家“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最能综合各派所长。他根据前世史料,撰写史籍,死后,由其子司马迁,写成《史记》一书。司马述(约公元前145——前87年)西汉史学     

董说和他的《西游补》

一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问世之后,明清时代又有若干续书出现。今存者,尚有《续西游记》一百回、《后西游记》四十回、《西游补》十六回等几种。而在几种续书之中,《西游补》以十六回之短制而别开生面,于当世、对后世均有一定影响,“殊非同时作手所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论《史记》与《通鉴》的会通思想

《史记》与《通鉴》是我国史学上的两座丰碑.二书都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问世之后,即引起重视.历代学者仿效、续补、删节、注释、勘误、评论等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形成了专门之学——《史记》学与《通鉴》学,究其原因,首先是二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在编篡学上的巨大贡献,其次也归功于各具特色的“会通”思想。前者,学术界论述甚多,后者,前人多有忽略,或语焉不详。本文以二书作比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史记》断限与缺补疑案之梳理

《史记》的断限与缺补是《史记》研究史上重大疑案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有争论。关于《史记》的上限有两说,下限有四说。从目前研究来看,上限基本定论,下限虽有多种说法,但“太初说”占主导地位。《史记》的缺补问题是与《史记》断限紧密相联的。由于断限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这一疑案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残缺,二是《史记》的补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辨析。     

太史公笔下有一天下大势——略论《史记》“因人以明史”

《史记》是一部举世公认的“文史结合”典范巨著。正确认识和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成功创作经验,总结并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史遗产,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旧时文章家论《史记》,往往有重文轻史的偏向,甚至有谓:“《史记》,史家言也,离史以求之,面史公之文乃见。”①于是乎一部《史记》几视为一部“太史公文集”。“离史以求文”之风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史记》有十表八书,《汉书》有八表十志,而《后汉书》却只有纪传,表志阙如。萧梁时刘昭注《后汉书》,将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合刊为一书。而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众,前后有七家,一十五种,却至今无一可以罗入,且陷入了弃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这些表时代背景不同,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史识不同,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如今,不少古籍被整理出来,考古出土大量文物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对诸家补表重新审视,整齐体例,勘合异同,正误补阙,成一家之言,使之成为东汉史研究的学术支持。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

一、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杨恽为传播太史公书之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逐宣布焉。”又汉书卷六十六杨敞附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太史公自序说,当时有两本,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於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浅说《史记》书名

两千年前,在我国汉代产生了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创造的史学硕果。其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究竟作何解释,其后又为何演变为《史记》书名,这引起历代学者的思考与探索,但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笔者想就以上问题,在“网罗天下旧闻”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管窥之见。     

从司马迁以“仁而爱人”评价平民刘邦谈起

正对于电视剧《楚汉传奇》及其顾问王立群关于"平民刘邦是‘乡间泼皮’‘流氓皇帝’"的说法;由于他们均标榜自己的说法来自对史书的研究,许多观众读者可能还以为真是源自汉代著名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太史公书。欲知底里,不妨再认真研读《史记》、《汉书》,并比对历代学者对之《注》说,进而探求太史公记述"微时刘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李贤臣《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句深中《春秋》书法原则和特征的论断，而历代注释家均谬解其意，这就是：《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刘宋裴《集解》云：＂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谓：太史公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