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的观念对当今传播学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主体际相互作用的观点,超越了既有的传播模式论,比通行的传受关系研究、媒介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更能揭示人类传播的本质特征;其生活世界和交往范式理论,更有利于说明传播中语境的作用和意义的形成机制;并且,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日益普及的条件下,多极主体交互传通的效果之构成和舆论之成因。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理论——解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对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释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和危机问题。在他看来,法律不能离开道德正确性问题,亦即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行动主义社会理论中,合法性是正当程序下主体间“理性辩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主体间的交流、讨论、争论、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符合“理性的辩论伦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是可以重塑和再塑的。换句话说,合法性成了程序的可能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个“辩论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围绕他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剖析他对法政治学(民主理论)的贡献及不足。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不能说明社会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是两个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相互作用”。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应把握三大方面的基本问题:语用学与交往行为,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因建构理论的方法不当而使其理论华而不实,故不可能用它来说明整个社会交往。     

“生活世界”学说:哈贝马斯的批判与改造

“生活世界”学说：哈贝马斯的批判与改造傅永军张志平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学说，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概念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导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尽管哈贝马斯在理论旨趣方面与胡塞尔有...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构建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规范——以中国香港与大陆一起文化冲突事件为例

摘 自香港回归以来,大陆与香港同胞的交流合作愈加紧密。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交际中难免产生误解。加上大众媒体在传播中缺乏伦理导向、对两地文化缺乏深入理解,更容易激发矛盾。文章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框架,并结合跨文化交际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指导,分析2012年初发生的一起两地文化冲突事件,提倡在“建立共识、促进改变和巩固社会的公众空间”中理性交流,并在宏观文化层面确立一种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和主体间性的跨文化伦理。     

物化: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

“物化”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之一。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对物化范畴的理解是一个革命主题逐步解构的过程,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支配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这个过程的三个环节。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新闻叙事学学术建设视野中的话语、新闻叙事话语

针对近年关于新闻叙事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忽视话语、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不同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差异,本文辨析了"话语"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之间的异同,探讨了"叙事话语"在经典叙事学与后叙事学中的重大区别,分析了"话语""叙事话语"其后的哲学思潮背景,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应用新闻学根本属性基础上,论述了"叙事话语"在应用新闻学与理论新闻学或传播学不同研究领域内异同的科研价值。     

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

中国新闻学长期缺乏理论想像力,不仅理性能力不足、超越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而且还感染着“抽象与僵化”的痼疾。启蒙时期的新闻学由于太过专注于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没能使新闻学真正通达于现代政治学的想像空间。辛亥革命后,单一的经验描述、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又遏制了新闻学的想象空间。20世纪40年代后,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泛化到整个新闻理论研究之后,又使新闻学失去了理性与超越品质。     

都市类报纸与"公共新闻"实践探索——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为分析对象

“公共新闻”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公共新闻”倡导媒体关注公共领域建设,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寻求与公众、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以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近两年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公共新闻”热潮,其中都市类报纸的“公共新闻”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秉承了“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理,同时也具有自身特色,对新闻媒体探索如何在当前新的社会形势下发挥信息沟通和舆论导向作用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困境与出路——公共新闻学理念在实践中的再思考

公共新闻学自初兴之日起,便伴随着诸多质疑与争议。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践中,对其困境与出路的思考一直都是学术界与业界关注的热点。公共新闻学与客观性原则的矛盾、自下而上设置议程的不足以及公共新闻空间构建中电子媒介的不力等等,都是公共新闻学所遭遇的现实。而厘清“公众”一词的含义、区分公共新闻报道与媒体的公关行为、加强公众的媒体参与、消除媒介从业人员所制造的鸿沟并建立网络公共空间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新闻学寻找到现实路径。     

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为了界定“公民新闻”的概念以及探究“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结论认为“公民新闻”不同于“公共新闻”、“国民新闻”和“市民新闻”,它有着本质的规定性;中国“公民新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处在初级实验阶段;“公民新闻”代表着新闻事业发展方向;中国“公民新闻”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只有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为“公民新闻”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从把关人理论看当代新闻人才的培养

新闻从业人员作为重要的"把关人",在新闻报道的采集阶段、加工阶段和发表阶段都掌握着信息传播的生杀大权.作为向媒介产业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在信息时代的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新闻人才,是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本文从新闻把关人理论的角度探讨当前高校新闻人才培养问题,提出高校应强化"通识教育",与新闻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加强新闻实践环节,积极培养学生的媒介组织观念和政策观念.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

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迫切需要正名。针对有关学科使命与学科构成的问题,学术界形成了一系列新主张。学科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式是分工合作;传播学与基础传播学互不相等,传播学与新闻学互不平行;传播学中,研究与教学并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学中,理论与实践并重,同样重要;传播研究中,基础与应用并重;应用研究中,单用研究主属业界,广用研究主属学界;传播学中包括新闻学、公关学、广告学、媒体管理学、基础传播学以及其他子学科。     

学科发展与技术驱动:2020年新闻传播学科综述

为分析新闻传播学科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与传媒行业的发展态势,推动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转型突破与提质升级,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界理论研究与业界发展动态相联系,梳理总结了2020年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与学术成果。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追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向着系统性、创新性、时代性不断迈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闻媒体对内履行基本职责,对外引导舆论宣传,为打赢抗疫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传感器等技术被应用于媒介领域,建构了数字化场景,推动智能化传播,媒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词,推动中国媒体融合迈入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深层相融,传统媒体面临的转型任务是与新的技术、政策、产业、文化变迁背景密切结合的改革实践;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公众对视频的消费需求和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移动视频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持续占据着互联网新媒体发展图景中的热点与高位; 新闻传播领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人”才是伦理的责任主体,要对人的全面发展负责,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 新闻传播教育应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立足国内、面向全球,在融媒体时代有特色、有亮点地培养国家战略型人才,通过众多学界学者、业界专家总结思想内涵、探求发展路径,助力新时代新闻传播事业的时代变革与良性发展。     

信息、媒介与新闻观念更新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传播学研究与新闻改革具有历史的同步性.本文从信息观念和媒介观念出发,探讨80年代中后期的新闻改革在传播学研究推动下完成观念更新的过程,从而表明新闻改革需要传播学,传播学研究已经而且必将继续为新闻改革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际新闻记者的素质分析

国际新闻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国际新闻报道的传者身份,国际新闻记者的地位和作用也渐渐凸显。本文从国际新闻的定义说起,分析了国际新闻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如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国际视野、受众意识及身体和心理素质等,并进一步指出了国际新闻记者素质亟需提高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