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赋体渊源索解——兼说"命赋之厥初"

近年来,关于赋体源流之探讨,学界多有论说,意见亦纷纭杂出,莫衷一是.笔者本文拟就赋体之初义切入,溯源综该各家之说,寻绎诗骚、战国行人辞令、隐语等与赋体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各自于赋体文学之促生之功.继而比较屈宋创作心态之异,倡言成熟赋体作品成自宋玉之手.兼论宋玉当为文学史上以"赋"名篇之第一人.     

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

赋体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内含的"瞍赋"、"六义之赋"及"体物之赋",源头在宗庙献赋,尤其是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其文本构建及演变均与宗庙中的宾祭之礼有着紧密的关联。首先,宗庙献物及辞不仅是赋体立名的因缘,而且使这一文体始终具有"宗庙性"与"礼仪性"的特征。其二,在宗庙贡献中宾祭执礼的告庙"先君"制度和辞令之用,影响着赋体以逞辞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机制。其三,宾祭礼中的备物享神方式,以"物"为中心、以"德"为旨归,其物、辞、义三端,影响了赋体托物、陈辞、兼义的修辞方法。其四,宾祭礼的媚神观德,是赋体"欲讽反劝"的宗教根源。西汉赋表现出的因"省祸福"以"训戒"、"改作",东汉赋表现出的因"观威仪"以"昭德"、"宣威",为赋体文本讽劝传统中的两种最重要的书写模式。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赋体诗综考

一千多年来,诗经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赋"是<诗经>中的一种"艺术手法"或"表现手法",但这种观点与<诗经>之"赋"的文本实际并不相符.<诗经>中的"赋"首先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裁"存在的,且现存的"赋体诗"达40余首之多.它们在题材上可分为四大类:赋古,赋今,赋事,赋物.在表现艺术上有六大特点:第一, "记叙型"句子以"干细胞"的功能被"克隆"扩展在整篇诗作中;第二,采用了"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第三,运用了"全知型"的叙事视角和叙述笔法;第四,人物塑造和情节叙述均采用勾勒、速写笔法;第五,体现了以"表演时间"制导"故事"时空的原则;第六,大量运用虚词、虚词联介、迭词,以作为寄托感情倾向的重要载体.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

陆机太康十年北上入洛后,创作了大量的辞赋。北方风物在陆机入洛后的辞赋中,先由纯粹的体物描摹,达到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如《鳖赋》、《桑赋》,进而运用了传统的"比德"之说,揭示"所体之物"的道德品质,如《瓜赋》,再进而变为抒写一位南方诗人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又进而激发了陆机的思乡之情,表现其"东吴情结",如《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尤其是《羽扇赋》。最后,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对"天道迁逝"的体认,将其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借以消解其功名焦虑。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许筠人物传中的叛逆思想

许筠在<严处士传>、<荪谷山人传>中,通过叙写严处士的隐退、李达的放荡不羁,表达了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怀疑和直接抵制;在<张山人传>、<南宫先生传>、<蒋生传>中,张山人、南宫先生、蒋生这三位传主的传奇经历和结局带有神秘离奇的佛道色彩,体现了许筠怪诞的理想追求;这五篇人物传都反映了许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叛逆思想.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论宋初颂美讽谕赋的新变

宋朝建国之初,并没有立刻出现值得文人们歌颂的盛世气象,因而,太祖时颂美讽谕政治的赋很少。太宗通过种种措施加强重文的风气,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颂美讽谕赋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澶渊之盟"后,真宗东封西祀,以掩盖惭德,粉饰太平,描写典礼、祥瑞的辞赋大量涌现。宋初颂美讽谕赋的创作,有踵武汉晋赋风的倾向,同时受当时政治、心态、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一,描写典礼的赋大量涌现;二,一些赋中出现富于太平景象的世俗情调;三,讽谕政治的内容被突出强化了,且重在穷究治乱之理。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金圣叹对韩国通俗文学批评影响之初探

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水浒传>18世纪传到朝鲜,到19世纪已非常流行.朝鲜文人以极大兴趣介绍金氏的生平行迹,评论他的著作和文学批评思想.尽管文人们对金圣叹其人褒贬不一,有的视金批之书为祸害,有人将金氏文学与周礼、汉赋、唐诗、宋文相比肩.但朝鲜文人一致认为金圣叹是奇人,金氏文章为奇文.因此,金批小说曾影响朝鲜文人的文体和文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思想对朝鲜的文学批评也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朝鲜著名小说<广寒楼记>的批语中,从体例、内容到方法都参考了金批.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早期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孔子以前, "性"就是欲望、本能。当时的人性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德"御"性"和以"气"释"性"。老子和早期孔子开 始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这 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胡风生平简要。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